我曾经看到过中国很多大企业家在谈企业发展壮大的原因时，都会强调人才和战略思想，战略思想是人制定的，所以归根到底企业也好，单位也好，国家也好，要想持久发展壮大，有人才做保证至关很重要。
我在讲课时提到这个例子，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谈到蒙牛的用人机制时说：“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很多人都会发出慨叹牛根生的英明，高瞻远瞩。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分析。而事实上，司马光早在北宋时，即对人才有过一番评论：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不难看出，牛根生的思想来源，其成功的取得不是偶然，应该是在其广泛阅读后的内化经典运用。这才是文化的古为今用，充分利用了夫人留给我们的精华。古人兴邦的事例很多，秦尤为突出。
秦从诸侯国发展到统一天下，建立封建主义的国家，依靠的是人才。这里有一个前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需要有雄才大略英明的君主，才能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否则只能是被埋没。秦恰恰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君主。
秦发展之初，是“由余”帮助秦国扩大地盘，地理位置的扩大提供了秦发展的自然空间。之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提高秦实力的人物：商鞅。关于商鞅，需要插一段小故事：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这段当中，我们可将魏惠王与秦的几个君主做比较。显然，惠王是没有深思熟虑的思想的，没有英明的君主，国家很难强大。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商鞅好刑名之学，即法律。古代的法律包含的内容要比现在宽泛得多，可以有处罚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的权力很大，确保法的执行。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秦人对变法的态度：不悦。也可以了解商鞅的伟大之处：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两句话。在讲课时，我也曾经抒发过议论：你真的想做得更好，比别人强，你就应该做到在思想上，理念上与大众不一样。相同的思想，差不多的个性发展的结果也大同小异。因此，教育要培养人的个性，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于众人皆醉中独醒，商鞅是这样的人。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 商鞅锐意进取，敢于创新，并没有溺于所闻。这也要求我们应在平日的生活中，多给自己增加“养料”自己提高才能有给学生提高的可能。
来看商鞅变法的内容，历史书上记载的比较详细了。政治上设立31个县，对以后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军事上有军功者提升，无功者不得。这样的要求下，士兵为了提升，一定会奋力杀敌，多斩敌头。秦国的军队是以获得敌人脑袋数目为标准的，这当然是“虎狼之师”谁能不怕呢。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同时也得罪了达官显贵，统治阶层的人对商鞅的不满也在情理之中，也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伏笔。
变法的结果是：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可见商鞅的确给秦国带来了军事上的极大提升，值得一提的是，秦国让外来人员务耕，本国人员上阵，可谓用心良苦。
面对这样一个有利于发展却得罪于达官显贵的变法，司马光的态度是否定的。他的视点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观察的。强国以信，而非武力或诈力。显然这是理想化的。我的理解是理解是国事家事，内事外事，无信不立，虽为名利，然长远看，信实为名利之基。真正的大企业家是懂得树立信誉和品牌的，这是长远的名利，做人也要讲信，这是人格魅力的基本。 其实商鞅变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一是使之出现了强大的国家为统一天下结束纷争做前期准备，二是给后世变法提供模板。
商鞅的变法增强了秦国的综合实力。秦国因法而兴。但商鞅的结局却很坏。孝公死后，无人支持他，达官显贵排挤他，这和当初定的军事法律关系直接。最终落得车裂结局。
历史用文字呈现给我矛盾的思索。商鞅本身治法极严，自我约束却不严，贪富宠政 ，不注重个人修养，结局不好也在情理之中。这和明朝的张居正情况基本相同。告诫我们无论怎样发达也好，逆境也罢，个人的修养始终是第一位的。虽然司马光对商鞅嗤之以鼻，难道历史的发展总是和平渐进?“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那也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而非一成不变。倘若德可以解决一切，又要监狱何来，历史演进的特殊阶段是自有其自身的内容和代价的 。
秦的强大，使六国担忧。苏秦适时出现，六国合纵抗秦。他游说六国均是以其国之优势游说诸侯，如地理的，兵器的优势，人员的强大等。挂六国相印的苏秦显耀十几年。六国安定，少了争战。直到张仪登上历史舞台，连横破合纵，各个击破。客观上讲，六国之间并未真正联合，纵横摇摆多次，不同位置的国家对秦的态度也不一样，切事情发展变化瞬息万变。张仪连横使秦国实力更上一层。
范雎是张仪之后，秦的历史舞台上又一人，他为秦国制定远交近攻政策，逐步蚕食六国。为秦的统一设计了最终的战略思想。
这期间又有多位卓越军事指挥者发挥了定乾坤的作用，以后再来专门叙述。
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玩笑。秦的最后一个重要人物是学刑名之学的赵高，和平的年代大兴刑名，加速了秦的灭亡。
我在读完秦纪后写下下面这些话：
秦的统一确为必然,其一,其变法图强为其基础.其二,求贤若渴,贤人多则办法多,其三,几任秦王都有雄才大略,其四,他国之王后期平庸,造成了此种局面.
秦的统一结束了纷争局面.功绩在很多方面都有开创性.县的制定,沿用到现在.影响深远.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都给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然了也提供了守江山难.
秦用不当,赵高就是最好的例子,终于因法而兴,因法而亡.
一国开始,当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汉做得很好.
写完了最后的一句话，感觉轻松点，同时也有很多的不满.不满自己.不能很好的组织语言,象李斯这样的重要人物自己没有完全的笔力将其纳入.自己也没有更好的能力驾驭手中的素材.这一切都显示在文字上显得孤单和无助.下次看来该一事一论.等到自己真的可以驾驭的时候再成段写出.以上全当作积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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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