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字礼卿，号节寰，是明朝著名抗金大臣，是明熹宗的老师，以正直清廉著称，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 '‘四朝元老“之臣，诰 '’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七年，袁可立考中进士，初授苏州府推官。推官是每部佐贰官，算是一个副职官员，主管各案公事。任职之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
苏州是江南重地，重臣极多，形势错综复杂，特别是万历年间申时行和王锡爵这两位首辅更是出自苏州，让前来苏州赴职的官员行事都十分小心。当时的苏州，地方豪强势力遍地，官员每每都避之不及，造成案上卷宗成堆。
一般官员都不想触碰的东西，袁可立却丝毫无惧。出身牛犊不怕虎，袁可立成为太守石昆玉的左右手。石昆玉也是著名的清廉官吏，后来因按治当地豪横势家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反诬太守有罪。
李涞与王锡爵交好，因此有司不敢问其罪，只问罪于石昆玉。当时朝中官员都不敢为石昆玉说话，只有袁可立直言上谏，为石昆玉辩白。当时案牍交由袁可立书写，袁可立据理直言，当着李涞的面大声诵读，使得李涞羞愧无比，自请离去。
袁可立当时只是小小七品推官，而推倒四品大员，十分罕见，一时成为当时热点新闻。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奠定了他刚直清廉的基调。此后在苏州为官期间，一直秉公执法，解决了不少冤案大案，立下大功。
万历二十二年，明朝万历帝听闻了袁可立的事情，对其十分欣赏，特别召见，并且有心想要升他为给事中。但是但是给事中有一林姓者，在巡视苏州之时，苏州官员畏惧京官，都行跪拜大礼。只有袁可立按法定礼节作揖不下拜，因此得罪了他。在万历帝想升袁可立为给事中的时候阻挡，袁可立最终改为山西道监察御史。
万历帝是明朝有名的无作为帝王，宠信后宫嫔妃万氏，不理朝政。“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袁可立上书直谏，矛头直接对准万历帝，因此触怒万历帝，最终被罢官。因为这件事，在万历一朝，始终不得复职。
泰昌元年，新帝登基，袁可立被起用为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直言陈述辽东之事。当时辽阳、沈阳相继失守，朝中官员对此皆闭口不谈，生怕惹事儿。但是袁可立却上呈奏疏，提出不少好的建言，得到天启帝的采纳。天启帝因此对袁可立十分看重，事后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
袁可立与孙承宗一道为天启帝讲解经筵，成为帝师。辽东情形越来越严重之下，这两位帝师分别被派往边关，袁可立为登莱巡抚。登莱是绝对的战略重地，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和练兵基地。
袁可立到了登莱之后，任用贤才，恢复民生，加强防务，训练士兵，积累军备。在袁可立的经营下，登莱的军事力量提高，经济得到长足恢复和发展。凭此袁可立不仅镇压了兵变，而且还逐步收复失地，将防线一步步的推进。在袁可立为登莱巡抚期间，后金与登莱的对战，多败多胜少。
袁可立在登莱扶持毛文龙建立登莱防线，但是毛文龙本人性格自傲，虽然有袁可立的节制，但是因为军功的不断积累，还是使得毛文龙越来越自大。后面袁可立得罪毛文龙，为保防线，袁可立主动请辞。袁可立走后，毛文龙与袁崇焕矛盾加深，最终被斩，登莱防线逐步瓦解。
天启五年，边疆军事告急，袁可立再度被召入兵部。但是却陷于党争之中，受到阉党排斥，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
崇祯六年，登莱兵变结束，而袁可立为之奋斗的登莱防线海上长城也彻底宣告瓦解。当时已经老弱的袁可立，心力交瘁下去世，可惜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