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光绪年间，成都府知府朱大人的夫人患吐血症，已经1年多，医药无效，成都府所属16个州、县，纷纷推荐当地名医来为夫人治病。或认为血热妄行，或认为阴虚火旺，或认为血虚，或认为气血两虚。举凡四生丸、六味地黄汤、生地四物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归脾汤等治血套方，轮流服用，却愈医愈坏，气息奄奄。此时有人推荐：“城中有个医生，人称郑火神，处方独特，常能起死回生，化险为夷。”朱知府遂派差官手持泥金红帖和自己的蓝呢大轿去接。
当日郑钦安诊见夫人面容苍白，虽是夏至季节，床上还铺着皮毡，盖着丝棉大被，显得十分怕冷。舌质淡红，苔白腻。诊毕，处方四逆汤：制附片、炮干姜各120 g，炙甘草60 g。
朱知府看方后瞠目结舌，此方干姜、附子都是大热之药，且量大超常，治此等吐血重症，焉有不惊之理。孰料，药后病人自觉周身凉爽，胸口舒畅，吐血竟然止住，而且吃了两小碗稀饭，病入坦途，由此而愈。朱知府为表谢意，特赠郑钦安金匾一块，上书“医宗仲景”四字。
郑火神给门人讲解说：“府台夫人面容苍白无神，困倦喜卧，胸胁作胀，不思饮食，声音细微，提不起气来。虽时令已届夏至，床上犹垫皮褥，盖丝棉大被，其畏寒可知。吐出之血并非鲜红，而见乌黯，至有小块。再观其舌质淡红，苔白腻而厚，脉现沉细。种种症状，皆是阳虚症候。”
门人问：“为何开头即用此重剂，岂不惊世骇俗?”郑答曰：“患者系富贵之家，其病难治，一经患病，常日更数医，一清二表，三攻四补，任意胡为，以致轻者重而重者危。今病者已奄奄一息，真阳欲脱，若不用重剂以回阳祛阴就不可救了。若用轻剂，意图缓慢稳妥收效则病不减，病家必然生疑。”(《成都风物·医林佳话》：郑钦安治案)。
点评：此案最显经典火神派风格，用的经方，药味简净，剂量超凡，不愧为一代宗师。
(2)某患者，咳嗽吐血已5年，中西医治疗乏效。近日大吐血两次，每次一大碗，病势危重。综合分析，唐氏断为阳虚失于固摄，以大剂四逆汤、白通汤治之，有虚热时加童便为引，水湿盛时加茯苓。服药10剂后，忽吐血加甚，其色乌黯，判为瘀血经热药蒸化而出，急用大剂炮姜甘草汤治之，2剂而血止咳减。
复用四逆汤加肉桂以扶肾阳，并加生姜、茯苓、白术以健脾利水，连服16剂而诸症悉减。乃以封髓丹、潜阳丹轮服以纳气归肾，且缓姜附之峻烈。病势进一步减轻，复以苓桂术甘汤善后，前后治疗约3个月，服药40余剂，病情缓解，能参加轻微劳动。(唐步祺治案)
点评：此案吐血以大剂四逆汤、白通汤治之，“服药10剂后，忽吐血加甚，其色乌黯，判为瘀血经热药蒸化而出，急用大剂炮姜甘草汤治之，2剂而血止咳减”。说明唐氏视炮姜甘草汤为止血治标妙剂。
(3)萧某，34岁。某晨忽大吐血，先为瘀血块状，后系鲜血，时少时多，三日未断，杂治罔效，病情日形严重，特来迎治：蜷卧于床，血吐犹未少止，面白惨淡无神，四肢厥冷，舌胖润无苔，身倦不欲动，口渴喜暖饮亦不多，脉细微欲绝。此阴阳衰微，将见离决之候。检阅服方如三黄解毒汤、龙胆泻肝汤之类，是欲止血而过服寒凉之所造成。现当生死存亡千钧一发，唯有回阳固本一法，当处以人参四逆汤，意在回阳救厥，温经止血：
人参15g(蒸兑)，生附子24g，干姜15g，炙甘草6g。
半日连服两大剂，夜半阳回，四肢微温，血仍点滴未停，因略为易方：
人参15g，附子9g，黑姜炭(炮透)12g，炙甘草6g。水煎，冲发炭及童尿。2剂血果止。讵知日晡身发高热，烦躁不安，脉则洪数而软，乃血气来复，故现此离奇之假象，不应为所眩惑，治宜温平补血，疏当归补血汤加炮姜。2剂后，热退神宁。不料夜半腹中大痛，拒按，大便已数日未行，此由阴证而转属阳明，在《伤寒论》中已有调胃承气汤法治，今特小其剂以用之：
大黄9g(酒制)，芒硝(冲)、甘草各6g，1剂便下痛止，改用益气补血之药，逐渐安平。(赵守真治案)点评：本案前医治以苦寒，非但未能止血，且以伤阳乃至厥脱，实属误治。
阳回血止之后，腹痛便结，视为由阴转阳，乃改弦易辙，予调胃承气汤而收良效，临床者当知这种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