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在的《中华本草》收载中药8980味，但一个中医师在临床处方中常用到的药物，一般不会超过两三百味；而所治疗的范围，却几乎囊括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为什么？其秘密一个就是中药的剂量不同，第二个就是组方的配伍变化。
所谓中医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厘清金元以来，中医在用药上积累的问题，重新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药典》虽几经修订，其中的部分内容却因为与实践脱离，而被中医界视为掣肘，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规定数倍。
《本草纲目》的一语之失
李时珍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于是我们便把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句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话。
说到中医药，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吸收了历代本草着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由于《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使其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时珍在书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中医院校的中药、方剂教科书也认为：自明清以来，我国普遍采取16进位制的“市制”计量方法，即1市斤＝16两＝160钱。从1979年起，我国对中药计量统一采取“公制”，即1公斤＝2市斤＝1000克。为了处方和配药计算方便，又规定按照以下的近似值换算：1市两（16进制）＝30克；1钱＝3克；1分＝0.3克；1厘＝0.03克。
经过以上的演变，我们现在便把古代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时珍这句被后世至今奉为圭臬的话。
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治疗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典范。书中所载的113个处方，都是具有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世称为“经方”，其用药量绝大多数都是按两计算的。
可惜的是，由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210年），此后战乱频繁，该书流失民间800余年，其间各个朝代度量衡制迭经变化，使得这一极为宝贵的药物剂量经验未能流传下来。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12斤计算，每斤是2996&pide;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pide;16=15.6（克）！
山西李可老中医认为：这个换算标准经临床验证，真实可信。凡用经方治大症，一定要掌握好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对付急危重症，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
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
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既然是东汉着作，那么它的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因为按《伤寒论》中炙甘草汤生地黄用1斤来折合生地黄可用约250克，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按东汉的剂量治好1000个人没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卫生局就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所以，上海的柯雪帆老中医尽管也“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前述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因为炙甘草汤按照现在1两等于3克的常规用量来治疗心脏病的房颤，房颤就是无法扭转。而一旦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到250克，剂量一变，火候就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
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
自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之说后，便把张仲景的1两等于15.6克变成了1两等于3克，缩小了5倍之多！并且数百年来，已成定律。
不管是有考古实物的证实，还是有临床实践的证明，我们的教科书和国家药典虽然一版再版，直至2005年的最新版，仍然坚持“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就造成如李可老中医所说的结局：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僵化的认识与教条的思维，如果以科学法律的面目出现，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让广大的中医药工作者尽快摆脱尴尬的两难处境，是对人民的健康真正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