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当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运动。太平天国发展到晚期，基本已经没有生机。当时石达开率领部众，准备横渡大渡河，直取成都。当时在四川督办军务的骆秉章，集合川军、湘军、土司部众，早早在大渡河对岸等候，当石达开部众划船渡河到一半的时候，迅速以火枪环击，全歼石达开部。
不仅仅是埋伏，随后他又调兵，断其粮路。在这个情况之下，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求和。骆秉章假装接受石达开的议和，在派部下劝解石达开投诚并签订盟约之后，背信弃义，将石达开擒拿，押解成都凌迟处死，并杀害石达开2000部众。
骆秉章在处死石达开之后，要向清廷呈递奏报。但是现代人观这份奏报，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存在着极大的疑问性。关于石达开被俘的经过，骆秉章这样写：“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 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 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亟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石达开当时接受投降的请求之一，便是希望用个人生命换取部下生路，意思就是我投降可以，要杀要剐也悉听尊便，但是你要放我这帮兄弟们性命。但是在这份奏报中石达开却完全没有提到，只说了敌军看见没有生望，因而在看到己方竖立‘投诚免死’大旗后前来乞降。
另外，当时石达开之所以投降，免不了骆秉章部下前往敌方大本营，放下生命劝降的功劳。但是在骆秉章呈递的奏折中，却完全没有提到。倒是刘蓉在禀报的时候，多次提到“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
骆秉章这样呈报奏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想要将这个大功劳，全部揽到自己一个人的头上。另一个原因，他没有提到石达开归降的全部过程，大概是因为事情的缘由实在不好说。毕竟他背信弃义之事，很是不光彩。
作为一个清朝重臣，在定立好盟约之后，立刻背信弃义，实在是一件丢份的事情。而如果他将石达开投降的过程说清楚，那么必定要提到他派部下前往劝说，而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巢”劝降，功劳不可谓不大，他又如何能独揽功绩呢？骆秉章是在得知石达开被俘前“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而派去刘蓉的，这透露出他收到或知道了石达开信件的消息。自然也不可能详细写出来了。先不管朝廷奏折，光是他在处理石达开一事上就极为不光彩了，而且还掩盖部下之功，实在难看。
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缘达生逢季世，身事天朝，添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谗谮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白于当时。不惮旰食宵衣。袛以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矢忠贞以报国，功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愿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避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大丈夫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唯一死！ 达（开）闻阁下仁义普天，信义遍地，爰此修书，特以奉闻。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之成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吾全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唯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重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请约，即冀飞缄先覆，并望贵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以有待，我军久驻无粮。即是三千之师，优足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待毙乎？
特此寄书，唯希垂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