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娘不姓山，生长之地位于鲁西平原，与山字沾不上半点边，被人在大娘前加个山字，是因为夫家在族中排行第三，村中晚一辈的孩子便以此谐音，称她为山大娘。
山大娘的父亲牺牲在抗战的第七年，母亲拉扯膝下的三个孩子，最大的便是山大娘，那年她十岁。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总有不同的不幸。从那以后，扎着两只羊角辫的山大娘，跟随母亲，总是鸡鸣爬起，半夜方息，帮着操持家计，但受阶级压迫的百姓又岂是辛苦劳作便能衣食无忧的，山大娘家常常没有隔夜饭。苦熬到家乡解放，山大娘也出落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俏姑娘，那时，老百姓刚从旧社会中走出，人人思苦奋进，山大娘更是勤勤恳恳。
邻村有个青年相中了心地善良的山大娘，于是托人前去说媒。山大娘的母亲见这青年勤学厚道，便答应先定下这门亲，等一年后再给他们完婚。从此，山大娘家多了一个帮手，村里人也都羡慕山大娘找了个好归宿。孰料，这桩好事并未落在勤劳吃苦的山大娘身上，她结婚前的一个月，勤学上进的那青年由于平时爱钻研机械，在一项农用拖拉机的改造上取得了非凡的成果，因为这个成果他直接被选拔到了地区农机站。这对于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庄稼人来说，不酷于天降喜讯，整个村子都为此炸开了锅。那一步登天的青年没有抛弃土生土长的山大娘，提出带她到城里去住。山大娘感激这青年执守旧诺，但到城里便意味着这破烂的家庭少了顶梁，望着多病的母亲和仍在求学的弟妹，她决意留守家中。那青年没有能力养活山大娘一家，便对她说:“你等我一年，一年后我来接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到城里享福。”
山大娘含泪等了他一年。一年后，她等到的是那青年寄来了两百钱和断绝来往的书信。两百元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朴实的山大娘收下信，将钱寄给那青年，附上一句:“好好跟人家过。”村里人在惋惜这桩婚姻的同时，都笑她傻，说道:“那负心汉坏了你的名声，二百块钱都是少的，你干嘛再退还他？”山大娘强忍着泪花，笑呵呵地说:“咱跟人家又不是一家人，没理由要人家的钱。”
山大娘的母亲眼见女儿错过良亲，几回回梦里哭醒，失心疯似的走出家门，絮絮叨叨说是穷家拖累了娃儿的话。每当这种情形，山大娘不得不拖着疲惫，尾随母亲绕村庄打转，直到她走的累了、嗓子哑了、精神倦了，才慢慢地上前，轻声软语，劝她回家。
山大娘的母亲最终迷了心智，山大娘的日子更难过了。然则穷且益坚，她凭着一股“紧把绳头做一场”的劲头，硬是把家撑了起来。
过了几年，我族中的三大爷，偶然认识了山大娘。那时三大爷是部队上的人，回家探亲正好遇到山大娘送弟弟参军。双方一说，山大娘的弟弟恰好是三大爷所在部队的新兵。山大娘恳求三大爷照顾他的弟弟，三大爷满口答应。这么一答应，两人竟结成了连理。
山大娘结婚的那年，她妹妹考上了外地的一所中专，照顾母亲的担子全落在山大娘肩上，她两头奔波，两头都打理的井井有条。婚后第二年，山大娘生了一个儿子，三大爷也因在部队上表现突出，提了干。就在所有人认为山大娘苦尽甘来之际，一天下午，山大娘的母亲忽然神智一清，给外孙烙了几张玉米饼，一路打听着送到山大娘家。
山大娘乍然见到母亲，惊喜而泣。山大娘的母亲瞧了眼熟睡中外孙，便要回去。山大娘见母亲不再糊涂，心里欢喜的极了，想当然以为她的病大好，抬头看到日头正高，想把孩子交给婆婆，好去生产队挣工分，当下答应母亲，抱起孩子，与她一起出了门，临行分别说:“娘，赶明儿我带孩子看你。”山大娘的母亲冲外孙扮了个鬼脸，迈开裹足留下的小脚，步履蹒跚，踏上了回家的路。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下午，这天下午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普通的早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对山大娘来说，那天下午是她们母女命运的转折，也是悲情延续。所以说延续，是她母亲在途中受了惊吓，有人见到，说是遇上了一条狗。那个年代的狗饿的两眼昏花，看什么都想咬上一口。
山大娘的母亲惊惶之下，神智大乱，哪里还分什么路径，狗都不追了，她仍跑进棉田，一不留神，摔昏在灌溉用的水沟里。好在田中劳作的人有认得她的，赶紧将她送到卫生院，并通知了山大娘。
这次惊吓，山大娘的母亲彻底疯了，半年后去世。山大娘给母亲送了终，想起母亲的死，她悔恨自责，得了癔病，常常深夜哭泣。大奶奶知道这事后，担心对孙子不好，先将他接过去自己来带，之后受不住山大娘向她索要孩子，便狠心将孩子送给一个远亲抚养。
山大娘见不到儿子，癔病更重，心智渐渐有些糊涂。大奶奶见此，更不让她见孩子了。于是恶性循环，山大娘行事愈发偏离正常人轨道。三大爷是一个珍爱声名的人，眼看妻子变成这样，索性断了家念，一步步地从排长升为团长，最后做到了军分区司令员。三大爷在儿子十五岁时，把他收到了身边。
孩子长大了，最挂念的往往是母亲。那孩子工作稳定后，回家乡探母。山大娘凭着母子间那种触摸不到，却又无刻不连的感应，当即认出了儿子。那一刻，山大娘如神附体，霎时间从二十几年的癔病中清醒过来，口中嚅嚅地说:“你…是兴兴？”
那孩子也即我的兴哥，双膝一软，眼中噙满了热泪，一个“娘”字在心里想叫了二十年后，又在口中停了一袋烟的功夫，终于叫出声来。这声“娘”，山大娘从青丝等到白发，她的泪早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流干了，如今见到儿子，她眼望院门，只是傻傻地笑。那一年我八岁，只知道山大娘有自己的儿子，后来回想，那本属于山大娘的东西，对我们每个家庭来说最寻常不过，但对她来说，怎会就那么难？这个问题我想了许多年，直到有了女儿才知道，我们没有经历山大娘的那种人生，固然存在处境不同、际遇有异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们把爱分给家人时，也留给了自己，而山大娘则是把爱全给了家人，没有给自己留下半分。
从那一年起，兴哥每年都抽一个月来探望山大娘。山大娘在兴哥来时，精神大好，兴哥一走，行为立时乖张。如此几次，族里的人看出了山大娘的心思，她是挂念儿子。于是悄悄告诉了兴哥，希望他把山大娘接到身边。
兴哥是个厚道人，看到别的老人膝下承欢，尽享天伦，他何尝不想把受苦的母亲接来奉养。兴嫂十分孝顺，自兴哥第一次回家便收拾好房间，劝他勿必将婆婆接来。那知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山大娘在这件事上极力反对，村里人说她倔强，放着福不享，偏一个人熬日子。身为人母的苦，只有自己最清楚，山大娘并非不想随儿子安度晚年，她是不想去三大爷所在的城市给他添堵。
此后的日子，山大娘独守三大爷留给她的两间土屋，以割草拾柴谋取生计。兴哥留的钱，弟妹送来的衣物，她一概不受。弟妹眼见姐姐受苦，带了一帮亲戚来劝。山大娘耳听着众声数落，先是嘿嘿傻笑，后又愣不丁地将一袋奶粉倒入门侧的榆树下，说是要修抹灶台。
亲戚们愕然之下，均认为山大娘昏聩了，眼瞅着在当时尚属稀缺物品的奶粉混在泥中再收不回来，只得叹息而去。从此，所有的亲人对她听之任之。山大娘院中的草堆、柴垛，从小到大，从大到无，如此周而复始。山大娘每年割的草和拾的柴加起来约有七八垛，每垛柴草卖到10元到20不等，粗落一算，也就百十元，这百十元是她一年所有开销的费用。
早年间，山大娘曾分有一亩多地，她只种了一年，就交给了三大爷的弟弟，说道:“兴叔家人口多，多一亩地就能多口饭吃，我自己怎么都能对付。”这话是山大娘清醒时说的，说的也是实情，刚分田到户的那会，农业技术落后，粮食生产不多，家家难以填饱肚皮。没有了田地的山大娘，凭着一股疯劲，在荒坡、沟渠，只要有空地，全都开荒种了粮食。
岁月如梭，慢慢的山大娘老了，佝偻的身躯再难背起一筐筐死沉死沉的青草，更要命的是由于机械代替了畜力，促使牲口急剧减少，干草没了生意，这对于一年到头以咸菜度日的山大娘来说，少了一项买盐的重要资金。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附近庄子里有几家做豆腐的，在没有注重环保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山大娘那物美价廉的木材，所谓的木材，就是她捡来的一根根树枝。
幸福的生活充满了炫丽，而贫苦的命运往往都循环往复。一天晌午，山大娘像母亲一样摔在沟旁，与母亲不同的是，她不是遇上了狗，是老天一点点耗尽了她精气后，让赤日摄取了她仅存的灵光。山大娘没有她母亲那般幸运，这一摔，她暴晒了一下午才被人发现。
兴哥闻讯，连夜从港城返回。山大娘以她与生俱来的坚韧，打破所有人对她死讯的谈论。次日，当第一缕阳光照进病房的时候，兴哥看到了全然痴呆的母亲。山大娘认不出儿子了。兴哥又是悲痛，又是幸慰，那让母亲颐养天年的心愿，等了二十年，终于实现。山大娘在兴哥的照顾下，度完人生的最后七年，安祥地走了，临去的那刻，上天让她灵光一现，说出了回家。
五千年传统中，女子幼时依父，成年随夫，老来归子，山大娘的家在哪里？她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三大爷家的人，要回的自然是生养三大爷的老家，兴哥遵从了她的遗愿，将她埋在了祖坟。
山大娘甘于清贫，在许多人眼里是傻，她的行为确实是傻，不过决非真傻，傻子尚能分辨酸甜苦辣，山大娘再不济，总知道奶粉和石灰是不一样的。她那一桩桩有悖的情理的行径是对婚姻的坚守，也是怕拖累人。
《史记》中说汉高祖每过大粱，必派人祭祀信陵君。司马迁在编写战国四公子时，孟尝君等人用的是官称，惟独信陵君著为《魏公子列传》。后人敬重魏无忌是他无私于国家，我敬重山大娘是她无私于家人，家国在品格面前没有大小之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愿我为之敬重的山大娘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