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发明纸张的中国人从小就对纸亲近。尤其是印着或刻上图像的纸，往往意味着凌乱的思绪被油墨变成了清晰的符号呈现于世。我的这种认知，得益于小时候的烟盒收藏。
记忆中，香烟虽十分乏味，但烟盒上的图画却很浪漫，无论是山水、人物，还是建筑、云彩，似乎都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风格和其中变幻莫测的气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虽结束，但烟盒上依然充满着“文革”气息。
集烟盒，主要是受玩伴们的“启发”。当小伙伴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张“光明”“江淮”“腰鼓”“飞马”等牌子的烟盒在我面前“显摆”时，我便一发不可收地爱上集藏烟盒。因为父亲一包香烟要抽四五天，我等不及，便经常用“腾笼换鸟”的方式拿下烟盒。然而，随着“交际圈”扩大，我才发现烟盒收藏也是“山外有山”，一些“高干”子弟从口袋里掏出“渡江”“上海”“恒大”“中华”等牌子的烟盒，顿时让我相形见绌。我甚至不好意思进行烟盒交换。直到“打烟盒”兴起，我才凭借高超“技术”和“灵活”的头脑，拥有了“中华”等高档烟盒。
“打烟盒”是一种游戏。先取两张相同的烟盒对折，一横一竖交叉叠放于一起，然后分别折角，相互插入对角的缝隙中，再用力踏平，一个方方正正的“烟盒玩具”便大功告成。“打烟盒”的玩法只有一种，就是“拍”。几个小伙伴凑到一块，哪怕放学归家的路上也要过把瘾。由剪刀、包袱、锤子决定开局后，输者便将自己的“烟盒玩具”放在地上，剩下的人用相同的烟盒用力拍打，其后大家交替进攻，谁先将躺在地上的“烟盒”翻过来，便可将其收归己有。我的第一张“中华”牌烟盒就是从县里某局长的儿子——“陶公子”那里赢来的。那时，“陶公子”已经输得只剩三个“中华”，我用“最值钱”的“大前门”作武器拍打时，发现烟盒下有一条小缝，狠狠地旁敲侧击便大获成功。后来，我赢来的“高档烟盒”越来越多，并按香烟的价格，分别将它们夹进书里，有时晚上临睡也不忘拿出来“欣赏”一番。尽管无法用自己稚嫩的知识水平来弄懂那些“烟盒”，但它们带给我的新鲜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打烟盒”虽过去40年，但每当看到孩子们折纸、集烟盒，就勾起我的记忆。因为“打烟盒”，我第一次懂得人要有目标感，也知道了实现大目标要靠一个个小目标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