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1398～1457)，现代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幼年勤学，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为人，书斋里曾悬挂文天祥的画像，他在“画赞诗”里写有“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死，弗苟而全”等辞句，反映出他在年轻时就把自己品德个头的水平，指向祖国历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这时候于谦还曾写下《石灰吟》和《咏煤炭》等诗，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他的雄心壮志。
一、清正廉洁
于谦(1398～1457)，明代浙江钱塘县(今杭州)人。幼年勤学，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他很仰慕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为人，书斋里曾悬挂文天祥的画像，他在“画赞诗”里写有“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死，弗苟而全”等辞句，反映出他在年轻时就把自己品德修养的水平，指向祖国历史上第一流英烈人物。这时候于谦还曾写下《石灰吟》和《咏煤炭》等诗，用隐喻的手法来寄托他的雄心壮志。如他在《石灰吟》里写道：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在《咏煤炭》里写道：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这两首诗表现了他要为国家建立功业贡献出全部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在家读书的年代里，于谦勤苦为学，关心国家安危。到二十四岁时，进北京应考，中了进士，被任命做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到四川、贵州等处。他常着便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疾苦，改革弊政。
1426年(宣德二年)，明宣宗亲征叛藩汉王朱高煦，于谦从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明奉公，平反冤狱，严惩贪官，备著声誉。
1430年(宣德五年)，宣宗特任于谦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巡抚是明朝地方行政最高长官，他到任后，亲到各州县乡里，访问父老，得知应兴革事项。立刻向朝廷建议。当时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也都支持于谦，因而他的意见多被采纳。于谦在山西、河南做了十九年(1430～1448)巡抚，办了很多好事。例如：豁免农民欠租，减轻商贩税率，设置各州县的“平准仓”“惠民药局”，调节粮价，赈救贫苦，广修道路，植树凿井，发展交通，便利行旅等。他又历年缮筑黄河堤岸，兴修各地水利；在1445年(正统十年)，曾安置流民二十余万人，分给地亩，贷予耕牛种子，两省农业生产，多得增长。于谦勤政爱民，始终如一，他年年奔波于太行山区和黄河南北岸。在他的诗里，随时可以看到他的行踪，如：“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节侯自相催。”是写他巡视时不避寒暑。又如“碗子城边路，年年几度过。山川认行色，花鸟熟鸣珂”，是写他年年要路过太行山一次。又如“月落日未出，东方隐又明，云连怀庆郡，雾绕泽州城”，是写他游巡境内各州县，晓行夜宿，十分辛苦，不辞劳累的情况。由于于谦具有这样的品德和作风，所以民间称赞他为“于龙图”，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初年，明朝政治渐趋黑暗，官僚中分为邪正两派，发生斗争。当时皇帝英宗(朱祁镇)年幼荒嬉。正统七年以后，宦官王振专政，擅权纳贿，骄横日甚。于谦在行政上也遇到了阻挠。他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赠送权贵。有人劝他少带点著名土产，如合芗(即线香)、干菌(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以便送些普通人情。于谦对阉党的滥作威福本来就是极其痛恨的，因此他笑着举起衣袖说：“带有清风!”并且还作了一首《入京诗》来讽刺这些劝他的人：“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这首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
1446年(正统十一年)，王振诬劾于谦，逮捕下狱，判了死刑。但晋豫百姓万人到京请愿，要求于谦继任巡抚；贵族周王、晋王等都上书替于谦伸冤。阉党慑于公论，只得释放于谦，恢复原职。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于谦坚决反对阉党，不顾死生，只是为了爱民爱国而伸张正义，非关私人的恩怨从忤。于谦对阉党斗争的主要原因是长城边防问题，因为十五世纪三四十年代里，明朝北边形势紧急，于谦经常关心边务。相反地，王振阉党却侵夺大同、宣府一带的军屯耕地，占役军丁，挖空了军事实力，转饱私囊。于谦曾多次奏弹边镇监守贪污的罪状，他和宣大巡抚罗亨信等意见一致，要求实行检察军屯田粮，整顿边防。因此于谦被诬下狱，实非偶然。1448年(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削夺了巡抚、御史等职，调到京城只做兵部左侍郎，但他仍对国防提出了积极建议，同样由于阉党的压抑，不得实施。
二、保卫京都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朝发生了“土木之变”以后，于谦在军事方面要完成保卫京城巩固国防的紧急任务，在政治方面就不得不跟阉党作生死斗争。
先谈瓦刺也先南侵时的形势。自从十四世纪末，北方鞑靼各部势力衰落，蒙古西部的瓦刺就日渐强盛起来。十五世纪时，瓦剃统治集团以也先为首用武力统一了蒙古各部，形成北方最大势力。也先统治区，西起阿尔泰山，东抵辽河，北包贝加尔湖，南接明朝长城。也先经常以“进贡”为名，向明朝索取巨额的“颁赏”。也先更想攻占北京，让元朝复辟。1449年，他大举侵明，就是抱着所谓再“求大元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
在明朝方面，皇帝英宗童騃骄纵，一切军政大事，全由太监王振代理，王振胡作非为，残害忠良，广植私党。1449年当也先入侵时，王振更想利用皇帝“亲征”，幸取战功，提高个人威势。在这样政治昏浊的情况下，王振就掌握了戍卫京城的禁军的全部指挥权。七月十四日下令出兵，十六日就必须启程，行军部署毫无成算。当时瓦剌军侵人大同、宣府、独石、延庆等边塞，明守军节节败逃。英宗、王振竟贸然驱使大批中央高级官员和“前军五万骑，吏卒私属达五十万人”，冒着狂风暴雨，拥出居庸关向大同进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瓦剌军暂退塞外，诱明军深入北上。但王振等看到边兵败亡，横尸满野的惨状，却惶惧失措，挥军急退。十三日退到土木堡(今怀来县西)狼山一带，瓦刺追兵从后面两路逼来，王振派兵迎敌，均败溃；兵部尚书邝埜三次奏请英宗突围，均为王振阻。十四日黎明，瓦刺军四面合围，十五日瓦刺军诈退，明英宗急派使臣去瓦剌军营向也先讲和。也先也派使臣持文书来明营，英宗命学士曹鼐草文书，派通事二人随也先使臣去瓦刺军营。王振立刻下令移营就水，明军人马饥渴，士兵争先跳越营边壕堑，队伍混乱，不能停止。瓦刺骑兵忽从四面冲来，呼啸列阵而人，奋长刀猛砍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弃甲曳兵，裸袒蹈藉，尸体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盘膝面南坐，遂被俘虏。在混战时，扈从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高级官员五六十人都被敌军所杀。军士弃尸数百里。其实当时追来的瓦刺军仅两万余，而明军五十万人，死亡过半，骡马二十余万以及衣甲、器械、辎重全被也先军所夺。太监喜宁投降，将明朝虚实情况完全告给也先。当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从旁用所持长锤把王振捶死，痛骂道：“我替天下诛此奸贼!”遂冲向敌军，杀敌十余人，最后战死。这一场大混战，历史上称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朝首都北京立即卷入战场的前哨，政局空前混乱，危机四伏。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成阝]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倡言南迁金陵，可避灾难，于是空气更加恶劣，群臣都犹豫昏惑，只知聚哭殿前。于谦厉声斥责徐理说：“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兵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正确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的同意，皇太后、[成阝]王等慢慢地清醒过来，便把守城抗战的责任全部交给于谦。于谦等遂即建议：(一)调山东沿海备倭军和漕渠运粮军急援北京，并令全国各地起兵勤王。(二)提前发给官兵半年的或一年的禄饷，让他们自己到通州仓库取米，并号召百姓参加搬运通州军资进北京城。(三)动员京郊居民进城，并招募新兵，优给粮银。(四)肃清潜藏在京城内外的间谍等敌人。(五)从土木堡战败逃回的士兵，免予处分，仍要报名，各赏银布操练守城。(六)加强城防工事，赶造兵器，同时急运南京内库军器三分之二北上。八月二十一日，于谦被任做兵部尚书，当时，以于谦为首和以商辂、王竑、袁时、吴宁、王伟、朱骥等为主干的爱国官吏一致坚决主张抗战。于谦明确提出了“社稷(指国家)为重，君为轻”的口号，认为英宗既成瓦剌俘囚，帝位不应虚悬，遂奏请皇太后让[成阝]王监国。并将阉党马顺、毛贵等篓死，王振家族全部刑斩，以平众愤。又将阉党郭敬等治罪。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阉党，振奋了士气。九月六日，[成阝]王正式登皇帝(景泰帝)位，遥尊英宗做太上皇，明朝中央政局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重新调布了长城边防。于谦治军，赏罚严明，教练有法，特别重要的是于谦把抗击瓦刺入侵看成全国一致的神圣爱国任务，广泛地发动人民报效杀敌，保卫国家，从而获得了源源的新兵，扭转败局，保证了抗击的胜利。
也先俘捉英宗以后，就想利用这个“御驾”做招牌，威胁并诈诱明朝各边镇开城迎降。由于于谦严令各将领坚守关隘，“自今瓦剌奉驾(太上皇)到，不得轻出”。因此也先拥英宗到宣府、大同等处，守将都闭门不纳。九月末，瓦剌发动了第二次总攻势。十月初，瓦刺别部三万骑攻辽东各镇，同时别部进犯甘肃沿边。也先率主力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阿刺率二万骑突人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刺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当时在北京，明朝从各地征调和新募的军队约二十二万人，但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各将领地守城方略议论纷纭，多主张退军城内，坚壁清野，以避敌锋。于谦坚决主张必不可示弱。当列阵郊外，迎击敌军。他亲身披擐甲胄，主持大军，驻营德胜门外，分配防卫九门兵力，指定负责将领，誓告全军，效忠卫国。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变前队”，于是人人感奋，士气昂扬。
十一日，瓦刺军列阵西直门外，两军对垒。也先仍扬言要释放“圣驾”，胁迫明朝屈服讲和，并指出要于谦等大臣出来迎接，但被拒绝了。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仪门外，获得第一次小胜，军威大振。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刺军和明军在德胜门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天寒，降雪，又大风，忽而雷电降雨。于谦先派石亨领兵埋伏在道旁民间空屋内，另派小队骑兵做急前锋，冲击瓦剌军阵，接战时假装败退，也先立刻挥动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直逼明军。于谦待敌军进城，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伏兵骤起，前后夹攻，也先军惊扰，明军副总兵范广骁勇绝伦，跃马当先，冲入敌阵，部下将兵齐力杀进，瓦剌军大败于城下，死伤无数，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在搏战中被大炮击毙。瓦剌军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击，瓦刺军稍向北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援反扑，孙镗军拼力血战。明军高礼、毛福寿等率兵从南面来助战，激战更急，战阵渐逼近城门时，城上守程信急发箭炮助战，会石亨领兵又从北面赶到，瓦刺军三面被围攻，才向西南退去。这是明军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的第一次大会战。次日，于谦又亲自指挥都督毛福寿等军大败瓦刺军于彰仪门土城外，在两军搏斗时，京郊居民配合官军奋勇杀敌，纷纷跳上屋顶墙头，猛飞砖石，呼声震天，瓦剌军惊愕溃逃。这是明军第二次大胜。继而京郊军民配合展开了追击战，瓦刺军别支部队分掠各州县农村，也多遭民兵抗击。也先迫使明朝“迎驾”的阴谋，毫未得逞，在五天的激战中，又连战连败，死伤很多，也先大感沮丧。另外瓦刺军在居庸关也被明守将罗通击败。十五日夜间，瓦剌军拔营潜遁，于谦派石亨率军追击到良乡以西。十七日，也先拥朱祁镇出紫荆关退去。九、十月瓦刺军焚掠山西、河北各地，也都被驱北退。十一月八日，瓦剌退回塞外，京师宣布解严。
明朝守御京师，抗击瓦刺入侵是正义的卫国战争。在广大人民英勇地从事保卫祖国斗争的基础上，于谦等能够积极运用政府机构迅速集结了部分军事力量，及时鼓励士气，亲临战场，指挥军事，因此使得保卫京师的战争，获得胜利，把明朝从败亡的严重危机中挽救了出来，并且保障了正在走向繁荣的北方生产事业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
三、迎回英宗
也先在京郊受到打击退回塞外后，于谦对于国防军事的布置，并未稍懈。首先是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拥调辽东、宣府部分军马来到京师，并命大同总兵郭登随时准备率所部到京师增援。京师稍见稳定后，于谦进一步加强边关的防御。对宣府、居庸关以及保定、河间、真定各处，增派大将镇守。又派顾兴祖、刘安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要隘并增调军队防守。
1450年(景泰元年)，春夏两季，瓦剌军对明朝北边连续发动了广泛的攻势，进攻宁夏、大同以后，又侵扰庆阳、朔州、阳和、万作等地，但都吃了败仗。另外，当时也先、脱脱不花和阿刺知院三方面对明朝的态度也各不同，他们都想单独先取得和明朝“通贡”和“互市”的经济利益，因而相互猜忌。于谦就在这时先派使臣和脱脱不花交涉，获得了初步协议。因此，也先拘留朱祁镇，原以为奇货可居，这时反成为对明朝交涉上的绊脚石。终于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将明英宗送回。可以说正是由于明朝在实际战争中取得胜利，政治策略正确和军备的充实，才能对瓦刺交涉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动权，终于收到胜利的结果。英宗回国后不久，也先派使臣前来，要求通贡，双方又恢复了正常的互市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也先侵明失败，以及虐待诸部，日益骄横，引起各部族酋长互相猜忌和仇杀，也先攻杀脱脱不花汗，随后阿刺知院又攻杀也先。自从也先死后，瓦剌部属分散，势力就衰落了。
明军虽然从崩溃败逃转到胜利，但各方面遭受的战争创伤，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的。在瓦剌进攻京师被击退后，明朝论功行赏，升加于谦的官职称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于谦在朱祁镇回京以后，首先向朝廷提出“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他条谏各项安边的策略，坚持执行，专力于国防的充实。一面加强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永平、宣府、大同、居庸关、山海关多处的防务增加守军人数，按时修缮城堡，并于1451年(景泰二年)遣都督佥事孙安率轻骑出龙门关收复独石、马营等八城，募民屯田，且耕且守，这样就使宣府、怀来的防务更趋巩固；一面对官军的贪污怠职等弊端，严加纠察，整肃了军纪；另外还推荐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增筑新城，保护漕船运输的要道寨运河；又对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多所改进。对于火器，又提倡创造，如采纳巡关侍郎江潮的建议，制造“火伞”，燃放出去，可以惊溃敌军马队。又采纳应州人师翱的建议，制造有机关的火铳，短时间内可发三次，射程达三百步以外。
于谦以为虽然瓦刺暂时求和，但是明朝若不加强国防，还是不能制止瓦刺的侵扰，于是进一步积极着手改革京营的军制，创立了团营。
原来明朝京卫军队，分别隶属于五军、三干、神机三大营。五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的，都是骑兵，专管扈从皇帝出入。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趾作战时编定的，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马队在内。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不相统属，同时五军都督府调动，平时掌府官只管军政文书，不管操练，战时分别调遣，号令不能一致。将领和军士彼此也不熟悉。正统时，京营军士四十余万，由于营政废弛，作战能力很低，“土木之变”，京军伤亡很多，营制更紊乱。
于谦于景泰二年开始改革京营军制，于三大营中挑选精勇军士十万人，编为五营操练，叫做团营。第二年，又将团营军士增加到十五万人，分十营操练，于景泰三年，团营制度完全确立，没有选人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做“老家”。
十五万精锐京军，分编十团营。每团营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率本营，叫做“坐营都督”。每一坐营都督下，设都指挥三人，各统领军士五千人。第一都指挥下又设把总五人，各统领军士一千人。每一把总下又设指挥二人，各统领军五百。每一指挥下，设领队官五人，各领军士一百人。每一领队官下设管队二人，各领军士五十人。以上十团营设一总兵官，明廷命石亨充任。于谦对于京营的改革，改变了京军各营互不统一，每遇调遣，号令频更，兵将不相识的偷怠紊乱情况。于谦更积极招募民兵，充实军队的作战力量，遣使分募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民壮，拨山西义勇守大同，并用民兵防守紫荆、倒马二关。这些措施，特别是新军(十营团)的建立及战守部署等，使明朝国防渐趋巩固。
四、于谦之死
当于谦抗战派正在日以继夜地瘁心于加强边防，改革京营军制的时候，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在宫廷内部却酝酿着一股争夺皇位的暗潮。
当朱祁镇被瓦剌释放回到北京时，朱祁钰把他看作是最危险的政敌，立刻禁锢在皇城里的南宫内，他所住的宫叫崇质宫(俗名黑瓦殿，在南池子普渡寺一带)。这一带地区，永乐时称为“东苑”，又叫“小南城”。这是个离宫别馆，朱祁钰把朱祁镇幽禁在这里，特派靖远伯王骥守备，不许他和外面交往。
1452年(景泰三年)，朱祁钰废皇太子朱见深(朱祁镇子)，更立他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朱祁钰这种自私的行动，于谦是不赞成的，因此朱祁钰对于于谦渐见疏远，不肯授予于谦以全面行政的实权，仅因防边多事，才使于谦长期专任兵部。于谦对于当时的勋戚贵幸的贪鄙忮懦，多所年轻，因而对于阉党邪派的阴谋活动，也就警惕不够。于谦遇到阉党破坏和捣乱的时候，常愤慨地扪胸叹息，曾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表示决不向他们让步。
于谦在用人行政中，对贪污横暴的高级军官，严加劾办。石亨在德胜门外的战功，并不高于于谦，受封世袭的侯爵，自觉愧心，曾上疏推荐于谦长子于冕做都督府前卫副千良。于谦上疏恳辞，并指责石亨位居大将，不选拔军伍中人材，报效国家，单独荐举于冕是不合公论的。同时指出：“臣于军功，决不冒滥，纵欲为子求官，自当乞恩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石亨听到于谦严厉的指责，便积恨在心。石亨身任京营总兵，提督十团营，骄纵枉法，勾结营私，于谦屡次对石亨加以奏劾，石亨更切齿痛恨。另外，都督张軏先后因犯军律，曾被于谦弹劾，也怨恨于谦。太监曹吉祥也因监守军务时被于谦所制裁，平素也甚耿介于心。前任兵部尚书王骥因在正统时党附王振，行为骄纵，景泰时曾受裁抑，但他屡思跋扈，由于于谦不肯推荐，因此也对于谦怀有嫉恨。总之，仅只在改进军务方面，于谦就遭到了许多的阻难。
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后来一部分较正派的官员，主张恢复朱见深做皇太子，遭到朱祁钰的压制。另一方面，复辟的阴谋，却暗地酝酿着，终于爆发了“夺门”的事件。
“夺门”的主角是太上皇朱祁镇，他在土木堡丧师辱国被也先俘虏，幸赖于谦等领导军民抗战胜利，才得被释回国，但是朱祁镇不考虑军国大事和抗战的客观，从而对于于谦等抱有莫大的私憾。朱祁镇回到北京后，朱祁钰已经代替了他的皇位并且把他禁锢在南宫，因此他们兄弟之间是仇恨深重的。“夺门”事件的主要推动者是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杨善、王骥涨軏等。其中石亨、张軏掌握京营军权，王骥的职务是守备南宫，曹吉祥是京营监军太监。所以走通官禁，有便利条件。他们就利用京营军权，做发动宫廷事变的工具，杨善过去谄附王振，曾做过出使瓦剌的使臣，迎得朱祁镇回国，超出了朱祁钰的旨命，朱祁钰对他不满，后来又向曹吉祥、石亨献媚，自然就密切勾结起来了。徐有贞(即徐理)，在也先入侵时主张南迁，被于谦所驳斥，为舆论所不齿，后来谄附陈循，升官到副都御史。这一群贪残阴险、结党营私的官僚们拼凑到一起，都想利用朱祁钰和朱祁镇兄弟二人的尖锐矛盾，假手为朱祁镇夺回皇位，大搅混水，乘势摸鱼，做自己升官的打算。
1457年(景泰八年)正月，朱祁钰病重，不能临朝，命石亨代行郊祭典礼。石亨等密谋，认为是发动复辟的好机会，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王骥等潜纳京军进皇城，率众急奔南宫，毁墙裂门，掖朱祁镇登辇，闯入皇宫，强登奉天殿，宣告复辟。朱祁镇复辟后，反诬于谦、王文等谋叛，逮捕下狱。廷审时，徐有贞当众喝令法司把于谦等痛加拷掠，王文不胜激愤，激辩不已。于谦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遂被判处谋逆罪，坐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将杀于谦时，朱祁镇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遂下毒手。随后凡于谦所推荐选拔的文武官吏都受到迫害，石亨等更严厉地残害抗战派人物，又列名镂版榜示“于谦党”于天下。于谦死后，国防又陷于废弛。
民族英雄于谦，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政变中惨遭杀害，死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时年六十岁。于谦遇害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洒泣”。后来北京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指于谦)”。于谦家属被械系，长子于冕遣戍龙门。指挥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收殡于谦的遗骸。于谦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在景泰时的故宅，在北京崇文门的西裱褙胡同，于谦被杀后籍没充公。成化初，于冕被赦，上书讼父冤，明廷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并将故宅改为“忠节祠”，祠内阁上有清人孙诒经的“热血千秋”和“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祀地犹灵”等题词。在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里存有一幅于谦墨迹，是他在保卫北京时写给兵科给事中叶盛询问巡视东城防务情况的手令。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遗物是永远为人民所爱护和珍视的。在三台山于谦墓前，成化间当地人民也建立了“旌功祠”来纪念他。于谦的祠墓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宇都在西湖岸边，同样为祖国人民所崇仰。
于谦从他人宦途时起，廉洁正直，爱国爱民，在政治上卓具识见，并有所建树；而他在抵御瓦刺入侵时所发挥的作用，在当时对于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北方经济的发展，更有不小的贡献。于谦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我国历史上值得后人纪念的一位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