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校长推荐上北大 能否保证公平

据《中国青年报》11月9日报道，北京大学8日晚正式对外公布了此前流传甚久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实施方案。按照此方案，部分地区中学校长的一纸推荐信一旦通过北大相关部门的审核，其推荐的学生便可以免考，直接进入面试阶段。这部分招生人数原则上控制在北京大学本科招生计划人数的3%以内，具体人数则视申请中学以及中学推荐学生的情况而定。

　　校长推荐上北大是不可控的教育改良

　　表面上看，此举可视为一种教育探索，对 现行单一考试考评机制构成有力的补充，值得肯定；但细加考量，西方式的“校长推荐制”并不能照搬到中国。将大学的公信力和美誉与 “校长的品格”简单挂钩，具有太大的制度风险——校长推荐上北大注定是一种不可控、不可信的教育改良。

　　大学施行“校长推荐”的目的在于限度地吸纳优秀学生，给予综合素质高的考生一个“个性发展”的机会。但推荐谁？推荐标准是什么？谁来监督？能不能做到公开透明？一旦这样的“机会”由作为教育管理权力个体的校长所掌握，出现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就算是校长的“品格”靠得住，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校长推荐”能否排除所有 “外来因素”的干扰而保证公正与公平，也实在是令人担忧。

　　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考定终身的评价体制怪圈，消弭体制落后所带来的不公，不能造成新的不公，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前提。实际上，改革的指向应是淡化权力对于教育的大包大揽，限度地剔除教育运作中的“人的因素”，强化制度可控管理的力量。把“北大的信誉”、教育公平的保障寄希望于权力个体的道德自律，这种改革思路本身就值得商榷。 C07a (陈一舟 职员)

　　校长推荐制应为高考补缺

　　有人说，整个科学史可以说就是以天才的名字来点缀的灿烂银河，其实人文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个领域里都有天才的光芒。我们应尽力不让天才被埋没，也正是因为如此，北大的推荐制只有作为现有高考制度一种“拾缺补漏”的方式出现，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来。

　　方案中说推荐制的目的是要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新模式，给予面试合格者享受下降30分录取的政策，笔者以为，这却是让“推荐制”回到了高考选拔的老路上去。既然是天才、偏才，就更应不拘一格才是，何必又要看总分数呢？

　　当年钱钟书先生数学只考了15分，却被清华破格录取的事，一直传为美谈。其实，那时被破格录取的也不止钱先生一人，还有闻一多、吴晗、臧克家等被不同的学校破格录取。当时的天才、偏才，后来就有成为大师的，反观如今这个缺乏大师的年代，不免让人唏嘘。这不能怪罪于高考制度，但也说明天才选拔制度的缺失。

　　也许是担心选错天才吧，但要知道哪怕选错一万人，如果能在当下、或在未来的日子里再出一位钱钟书，恐怕也不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运气。

　　不管怎么说，能走到这一步，也是个不小的进步和观念上的突破了。但笔者还是真诚的希望，北大的推荐制步子能再迈大一点，发展成为天才、偏才的专门的选拔制度，来替高考补缺，以免天才成为高考的漏网之鱼。C07b (毛忠斌 市民)

　　均衡教育资源需要实在和细化动作

　　读完新闻，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不是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能得到推荐资格，也不是所有的中学能得到推荐资格，而是要经过北大的选择和考查。

　　不剥夺任何一位有怪才偏才的学生的深造机会，不因为人才的身份卑微、就读中学的偏僻无名而拒绝他们的入学申请。这应该成为中国高等学府起码的开阔和开放胸襟，也是真正的自主招生无法回避的现实障碍。

　　就像保送生等制度一样，北大自主招生还是未能跳出“人才地域论”的既定思维：只有重点中学才能培养出好学生，只有才能“养”出偏才。所以，为了稳妥和不出乱子，北大的自主招生推荐资格才显得小心翼翼。

　　而教育学告诉我们，重点中学能造就高材生，一般中学甚至是偏僻中学同样是藏龙卧虎的地方。相对而言，因为重点中学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一般中学的偏才、怪才的出现概率比重点中学更大。比如季羡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十二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所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可见，这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中学。可就是这样的普通中学，却培养了季羡林大师，并且得到了就读清华大学的机会。

　　北大校长周其凤谈到自主招生时表示，“招收素质比较高的学生，如果做不好也可能走偏，可能让农村的孩子就更没有机会进入好的大学”。这话说得非常好。既然是自主招生，我们就不妨放出眼光，敞开胸襟，让一般中学的校长也去推荐自己的得意弟子，这对于人才多元化、多样化等理念的落实将是个积极突破。C0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