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瘾治疗日益兴盛的当下，几乎所有提出治疗和康复的医生和机构，都愿意把自己的治疗场所称之为“基地”。
医生陶然的“王国”
北京市大兴区，三个武警全副武装站岗的大院里，一栋红色的小楼并不起眼。
铁门铁锁，有护士和教官在门口值班。此地的森严显示了这是一个特殊区域，这是一个不允许自由出入的宿舍，但仍有孩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据负责人陶然说，有85%的孩子是被家长骗来的。
门口挂着的牌子是“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治疗网瘾的“基地”之一。基地一楼看来比较温馨，有音乐医疗室、绘画医疗室、认知医疗室，但音乐医疗室只是一个10平米的房间，一张办公桌、一个茶几、一个老式收音机，其它一无所有。来陪孩子们治网瘾的家长们则居住在四楼，每天交流孩子的情况。
在这个封闭的“基地”里，只有一个供应盒饭的地方，学员和医生分开在两边用餐。现有的90多个工作人员，分为三类：精神科医生、军事教官、护士。医生负责学员的心理辅导和药物治疗；军官以退伍军人为主，负责军训；护士负责学员的日常生活。
“2006年是最疯狂的一年，一年来了1500多个孩子。”陶然是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2005年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成立之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病人戒除烟酒毒瘾。接受采访时陶然烟不离手，一个小时抽了五根烟。“非典时期压力太大，染上了烟瘾，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戒烟，但是一直没成功。今年十一，我要继续努力，争取戒烟！”
从2005年基地兴办至今，陶然称自己收治了5000多个家庭，治好了4000多个孩子，平均每年1000人。
陶然的原理是——有网瘾的孩子70%以上都有病，因此要吃药。一个上初二的男孩来基地治网瘾，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后，要每天吃一片药，一直吃到18岁。
“网瘾是精神病！如果全民都知道网瘾是个病，肯定要送医院！有些家长宁愿相信孩子没病，宁愿到那些什么学校，不愿到我这来，嫌我这里还吃药！”在陶然的治疗经验中，有40%患者都是注意力缺陷，都是需要吃药的。
陶然给他们吃的药主要为两种：择思达、利他林。“另外30%患者有抑郁、焦虑、社交恐惧等病的，也必须要吃药！”陶然说：“来我这个基地的70%的孩子都必须吃药！剩下的30%可以不吃，主要是心理治疗，但是用药物的话，会更好，那就不是用药抗抑郁、抗焦虑了，而是用药（银杏叶胶囊，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改善脑细胞的功能，主要是保健，让孩子心情稳定、高兴。”
“基地从来不打孩子”，陶然说。但基地的学员，正读初中的男孩张明（化名）说：“学员犯了错误，教官会用板子打屁股或者罚站。还有的学员会进行行为矫正，就是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允许与外界的任何人接触，与外界隔离。每天吃饭的时候由护士送进去，其他活动都不准参加。一般关在里面21天，也有人被关了28天以上。”张明两个月前被父母“骗”到基地戒网瘾，因表现良好，当上了基地学员班长。
“关长时间的禁闭是行为矫正里面的森田治疗，一个日本人发明的。”基地一位姓王的女护士解释道。
“孩子进来的时候这边是没有签任何协议的，第一个月我交了一万多块钱，第二个月交了9300块，我住在基地这边是25块钱一天。”一位来自福建的母亲证实费用相当昂贵。
“陶然是穿着军装的商人”——作为戒网瘾的同道和对手，同在大兴区的新动力阳光家园网瘾科主任王斌这样评价他。陶然则表示自己的工作只是职务行为。“基地是属于军区总医院的，收入都上交了。我们没一点特殊权利，跟内科完全没区别，没有照顾，我们军人为国家服务。”
网协的“心理基地”
9月10日，教师节。
下午5点半，北京永定路百乐宾馆内，一个名为“心理化实践基地”的网瘾治疗机构正在庆祝教师节，这是一场内部的座谈会。
“跟社会上的心理治疗机构相比，我们比较闭塞，要加快市场化进程。”曲家辉，该基地的总经理相当直白地说。
一个戴着厚框眼镜的中年男老师说：“我们应该扩大招生渠道，把普通学校的家长会、各个医院的心理科室都利用起来。”一位20多岁的长发女老师说：“我们应该揣摩每一个客户的心理。现在问题是把人带来了，但是留不下。”会议室的空气里，弥漫起了使未来“客户”迅猛增加的好点子和渴望。
曲家辉因为中午跟郝向宏等人“喝多了茅台”，表现十分亢奋，红着脸大喊：“同志们，向宏说了，我们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要竖起公益大旗，要当先驱，不当先烈！最后，让我们再一次为谭总的壮举鼓掌！”606房间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曲又说：“同志们，我们每次开会最后应该怎么做？”20多个老师把手高高举起、大声欢呼——“耶！”
曲家辉提到的郝向宏，是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秘书长。这一基地正是由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授权，2009年2月26日在北京康隆盛世教育科技中心正式挂牌。“也就是网络协会授权、民间资本投资，基地是独立法人。”基地的总督导应力解释道。
基地业绩不算太好，挂牌至今共接收了17个孩子，应力称今年12月将开始正式大规模招生。
基地老板、康隆盛世教育科技中心董事长谭锋云敦实高大，黑红胖壮。他投资兴办该基地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儿子老去网吧打游戏，不爱学习。“孩子上网成瘾，我是有切肤之痛！湖南株洲市所有的40多家网吧我都去过！儿子经过老师指导，现在起码算是正常了。”无独有偶，山东网康教育培训学校的老板翟振杰之所以投资办济南的基地，也是因为上初二的儿子逃学玩游戏。
谭锋云从去年开始筹建基地，今年把整个宾馆租了下来，可供800人学习住宿，每年租金600万人民币。一年来已经投了1700万人民币，“砸上了全部身家，用的是自己过去做生意、搞房地产挣的钱，按目前这个赔法，还能赔三到五年。这是一个公益事业，我只是想把这个事给干成，其次，干好！”
谭锋云颇显悲壮：“顶不住的时候，希望青少年网络协会能接手；我把这个事业做得有转机了，也希望他们能继续做。说实话，我现在很困惑。做生意几十年没当过被告，没惹过官司，办这个基地一年多就被两个老师给告了，我是好意培训他们，他们根本不领情。”
“谭总，我们要是实在混不下去了，以后就改治老年痴呆症吧，市场也挺大的，哈哈！”基地总经理曲家辉开玩笑说，两个星期前他刚从一个培训中心跳槽到基地，还没来得及印名片。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上级主管单位为共青团中央。2006年2月26日，网络协会组织的“中国青少年绿色网络行动”活动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陶宏开和陶然都是网络协会的专家顾问，同为顾问的还有山东临沂网瘾戒治中心的主任“杨叔”杨永信，他以电击治疗网瘾，在2009年上半年引起全国争议。
“杨永信的电击疗法被卫生部叫停后，我们协会在政策上支持了他，给予他很大帮助。”秘书长郝向宏说，“网络协会确定的戒除网瘾的三个底线是：不合适的手段不能用；不能伤害青少年；监护人必须在场。”
陶然仍然是“实践基地”的首席医学顾问。但谭锋云说：“这只是名义上的，陶然在心理化实践基地不做具体工作。”曲家辉说，“基地名义上归工商部门管，实际上是网络协会管。团中央网络协会给了心理化基地很大的政策支持，我同时也是网络协会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陶然只是专家委员会的一个专家之一。
在陶然基地的蓝色宣传册上现在仍印着”团中央青少年网络协会等九部委、北京军区总医院联合组建“字样。
高尔夫“基地
在北京市大兴区，还有一个”治网瘾基地“，名字叫做新动力阳光家园。
这里位置更加偏远，从北京市中心坐公交车，大约三个小时以后才能到达。
你看，我们的篮球场，可以给国家队训练用；这个高尔夫球场，李宝惠秘书长经常会带着卫生部的老干部来打球。我们还有专业的乒乓球发球机和10套真人版cs装备，已经很久没人用了。“动力家园网瘾科主任王斌边走边到处指点，”我们还养了孔雀、乌鸡和拉布拉多犬，孩子们都很喜欢。“
这个”大公园“占地305亩，慢慢走完一圈要半个多钟头。亭台楼阁和新建的四合院交相辉映，从北向南，孔雀、乌鸡、拉布拉多犬等几十只动物一字排开，蔬果温室大棚就在它们对面。
来戒网瘾的孩子和孤独症儿童共享一个小楼，对面的小院里住着普通精神病人。”你看，那边的新四合院一建成，我们网瘾科就能搬过去了。“王斌指着十米外的工地说。防治协会的官方网站上写着：”阳光家园由国家投资建设，硬件条件在全国乃至亚洲的青少年健康教育机构中首屈一指。“此地的硬件确实令人咋舌——体育健身娱乐区达18000平方米，标准高尔夫球场、网球场、篮球场、沙盘游戏室、音乐美术活动室等一应俱全。
但这些并没有带来生源。自去年成立以来，该基地长期班只接收了十几个孩子。基地有12个老师——美术、体育、音乐、生活辅导员各一名，心理咨询老师3个，另有几个外聘专家，包括陶宏开。”防治协会一直在往里赔钱。一些设备是协会投入的，日常的后勤、人员工资好像是由农疗中心负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王斌说。
在阳光家园的招生简章上，该网瘾治疗机构的全称是”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新动力阳光家园。
动力家园业务上归防治协会主管；体制上属于医疗机构，实际是大兴区精神病院农疗康复中心的网瘾科，我们内部习惯把中心叫做基地。也就是说，我们基地是协会和大兴区精神病院一起办的，我也是协会的工作人员。“王斌介绍。
9月11日采访当天上午，王斌刚刚送走了来基地治网瘾的一对母女，这是基地近期的唯一学员。她走了之后，基地的教室、宿舍、治疗室全都空了。
即使只有一个学员，我们几个老师也要围着他转，该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王斌揉揉眼睛，有点失落。
李秘书长对这个事情非常谨慎，一直没有大规模招生。他给我们基地提出的总方针是‘不能二次伤害青少年’，反对暴力戒网瘾。“王斌说。
陶宏开也曾经是阳光家园五天夏令营广告中的活招牌，”2008年10月，李宝惠找到我，说协会在大兴有个基地，投资8000万。李要给我设一个秘密账户，说是每来一个戒网瘾的，给我1000元。“陶宏开气哼哼地说，”我当时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秘书长李宝惠曾任卫生部官员。李宝惠对陶宏开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在电话里非常生气：”我不知道陶宏开是怎么想的，现在谈这些东西还有意义吗？！你说，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李宝惠说：”今年4月份确实与陶宏开合作过，但后来没有继续深入合作。两陶之争，我们并不偏向谁。我们将与哪个陶合作，现在也没定。“
在陶宏开的讲述中，卫生部曾经给过李宝惠两个课题，都跟戒网瘾有关。防治协会原定10月份在济南的网康举办首届全国戒网瘾专家大会，把所有戒网瘾方面的专家都召集起来开会。翟振杰表示，原来的确要组织一个”首届中国戒除网瘾学术研讨会“，李宝惠想成立一个行为成瘾委员会，但是没批下来。
王斌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协会内部有规定，会长换届选举跟协会改名不能同时进行。这次李秘书长可能要升任会长，协会想改名为‘中国成瘾防治协会’。“
但李宝惠否认了协会将要改名。”改名还很不成熟，还没有提上日程。“
各种”基地“名称的变化，有时是因为行业的归属感无处找寻。翟振杰在创办治网瘾学校的过程中，也是倍感困惑。2007年他开始办学校，需要找一个主管单位，但找了一圈都没人管。”教育局不管，找卫生局也不管，到底归谁管呢？先是找了山东心理卫生协会，挂在它下面，这还多亏是协会的书记帮忙。后来规定协会不能搞经营，只好自己再找，现在学校是归山东省工商管理局管。“
国家该给这个行业一个规范。主管单位这方面的问题，政府有些部门是不作为。“翟振杰，这位从业者都对这种混乱感到极不适应，在治疗标准缺席的背后，还有更多缺失的东西需要规范。
相比民营训练营相当生猛的训练方式，有着诸多背景的各式”基地“看起来相当有规模，只是除了陶然的基地，其他基地仍在砸钱之中。身处其中的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将2009年的《中国青少年网络成瘾数据报告》的重点确定为”网瘾治疗机构的市场如何规范“。
现在这个课题遇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各方面支持，找到钱以后再委托中国传媒大学的团队来做。目前我们缺乏资金的支持，正在找钱的过程当中。“秘书长郝向宏有点无奈，”往年都是11月份出报告，今年只能是尽量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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