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理论有一条定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富、却越来越不快乐，而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不快乐的事情困扰着人们……
2004年全国自杀的人数达28万，自杀是15-24岁年龄组的第一死因。跟这一年中国因车祸死亡的人数不相上下。两者均为全球第一。
有传媒倡导，除国民生产总值gdp外还应加上一个“国民幸福总值”ghp，以此完善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在一次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中赵本山坦言：“谁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快乐。”这句话从一位大众笑星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中国六城市幸福指数
2004年中，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测试表明，在每个城市里面，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直接相关，收入越高越幸福。6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大到小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难道“钱”成了衡量中国人幸福与否的标准？……
中国幸福的转瞬而逝
谁都希望幸福是永恒的，可是，在2004年，却有很多幸福转瞬而逝，彩票变成废纸、名誉瞬间诋毁、诽闻当道娱乐……让人们感觉什么事都是不确定的。
2004年，什么都是不确定的
陕西少年刘亮的宝马彩票一转眼变成了废纸。小刘的“死磕精神”促成了一场彩票廉政风暴。上海的陆德明因一次嫖娼案从大学教授沦为被同情或被谴责的对象。同情者说，改革开放都25年了，社会对于性的自由化、商品化，以及对性产业的宽容度应该增大。有人甚至主张部分地承认娼妓的合法性，以减少性犯罪、解决性比例失调、单身者(特别是民工)的生理欲求等问题。
一位社会学家曾一语道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的生殖器。性学专家胡佩诚等提出中国正进入一个“性小康”阶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中国社会已进入“性化”高峰，什么皆跟性扯上干系。杜蕾斯的一项调查“中国人平均19.3个性伴侣、全球第一”则将性炒上了娱乐巅峰。
这个“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祸根。2004无疑又是绯闻年。婚外情让贝克汉姆更受商家宠爱。绯闻后他的商业价值不但未损，反而上涨。绯闻的商业价值随时代标准的改变而升降。中国人的标准正向国际看齐，却又似是而非。
一位娱记在采访“赵饶事件”时直言不讳，“您(指赵忠祥)就是为了娱乐我们大众的”，惹得赵破口大骂：“你混蛋！”影视界、演艺界、体育界或学界，每档事中的“受害人”总是摆出一副“跟你死磕”的架式。且受害程度越深带来的大众娱乐性越强。每一次绯闻炒作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媒体们的狂欢。昨天的绯闻是“把他搞臭”，今天的绯闻是“把他炒香”。只是中国式绯闻多少都带有一点“跟你死磕”的娱乐精神。
中国，“得有点自己的幸福”
一位酒店老总在一次闲聊时感慨，这都成什么社会啦，男的浮躁，女的蛮横。跟西方走，不是被人家气死，就是自己跳楼死。与其这样不如找到自己的东西。想来想去还是孔夫子。所以他在酒店里挂上“子曰”的红灯笼，并说“得有点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中国的信仰：2004年有180对新人在孔子像前大盟婚誓。在中国孔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回归诚信、忠诚等古朴美德成为时代的呼唤。腐败进入官场，腐败进入学校和幼儿园，连知识分子这个看管社会良心的阶层也在所难免。甘肃出的《读者》，这本几个人摘编的小杂志之所以能风行神州二十年、居全国发行量之首，就是因为它宣扬了一种古朴美德，在社会整合功能上，《读者》是宗教书的代用品。11月25日中国城市突然流行感恩，我们只对具体的人或事有感觉，信仰是虚无缥缈的。
自己的东西——中国人的宽容：道歉也能成为一种美德。2004流行道歉，绯闻者道歉，足协道歉，官员道歉，连西安彩票案主犯也向全国彩民道歉。对于一个经历十年“文革”灾难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歉的国家，这是一大进步。道歉的对应词是宽容。宽容总比“跟你死磕”好。
自己的东西——中国式消费：2004，消费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中国人继续在“为情困、为钱忙”的借口下乐此不疲。一句“我能”的广告词响彻大江南北，中国人越来越能，中国游客的豪气令世界刮目相看。物质世界琳琅满目，精神世界空空荡荡。经济增长是9.3%，社会生活是布朗运动。这就是2004我们的现状。
赵本山在那次采访结束时忘不了告诫观众，“别作(zuo)出事儿来，好好活着，”无独有偶，广东的《南方都市报》在年初时发表过一篇社论：“2004，我们只想好好活着”，表达出该报编辑们当时的心态，也昭示着这个风风雨雨年头人们的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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