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从内地探家归来回边疆，从乌鲁木齐搭上一辆军车，是运送压缩饼干的。驾驶楼子里坐着司机、副司机，把我夹在中间。冬天穿得多，挤得像一堵绿墙。
六千里的路途，要在戈壁雪域急驰12天，晓行夜宿，好像追赶队伍的孤雁。路上的景色十分荒凉，赫锈色的大漠像沉睡万年的黄猫，在喉咙深处打着闷哑的呼噜。载着高高饼干箱的大卡车，像无足轻重的虱子在爬行。
长途行车，要同司机搞好关系。不但生活上他们会关照你，一路还可天南地北的聊天，以排遣孤旅的寂寞。
我坐在中间，左边执掌方向盘的副驾驶，一个面色透出一血丝的陕北小伙，总像被别人刚击过一掌似的。他正在学艺，属于技术尚不熟练因而热情极高的阶段。开起车来双目炯炯，所有的动作都因用力过度而夸张。
他很勤快，每天早早起身，用汽油喷灯把冰冻的发动机烘烤得暖洋洋。接着用一块油腻的抹布，把车身擦得闪光。特别是车的大灯，雪亮得如同巨鲸的眼睛。我看他太辛苦，就说：“擦那么亮干什么？一路都是荒山野岭的，连个西游记里的妖怪都没有，谁看？”
他低着头依旧擦，手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嗤嗤地说：“有人哩。车走着走着，会突然跳出个村子。有娃子来看汽车哩。还有(又鸟)呀鸭的也都来看呢。”
跟这样的新兵，你就觉着自己没了道理，再不能说什么了。
小鬼人挺可一爱一，但技术实在不敢恭维。边塞的路，先天粗糙又失保养。断断续续朽同烂绳。但偶尔会在被车轮耙松的一搓一板路里，竖着极狰狞的石块和极险恶的陷阱，副驾驶完全不知避让，驭车直冲过去，腾的颠起滚流黄尘，让你的心从胸膛飞射脑门然后狂泻脚底。大厢上装载的饼干，齐声发出粉碎的呻一吟。我想，到了目的地，这批饼干需改一个名字，叫做炒面了。
每逢颠得剧烈的时候，我就用眼睛去瞪坐在右面的正驾驶——他叫唐最雄，是个老兵了。希望他能负起责任，指导一下徒儿，不要把车开得像自杀。
但是唐最雄无动于衷，甚至连跟睫毛都不眨动，裹一着皮大衣，冬眠的样子。但是他绝对清醒，证据是车身每一次剧震之前，他都会微抬身一体，很舒缓地松一弛了全身的筋骨，把自己调整得如同一管质地优良的弹簧。当从轮胎传达来的猛烈颠簸驾临时，就像婴儿等到了摇篮的一次晃动，很惬意地随节奏俯仰着。
我觉得他这个师傅不称职，或许自己没什么真本事，也指点不了徒弟。要么干脆就是偷懒，漫漫行程中，一直都是让副驾驶开车，他自己袖手养神，比我这个搭车的还要轻松。
要说唐最雄一点也不关心徒弟，也不全面，每逢路过村镇的时候，他的眼光就像鹰隼一样锐利起来，从粘满风沙的睫毛间迸射而出，随着穿越公路的每一个活物——也许是一个满面尘灰的孩子，也许是一只看不出颜色的(又鸟)鸭，也许是一条生了撅皮病的黄狗……快速移动。一旦村舍在背后隐没，他的头就立即萎顿下去，重新陷入皮大衣毛一茸一茸的领子里。
最后一天，狂风骤起。副驾驶在一次把人颠得骨折的动作里，迷了自己的眼睛。他又一搓一又一揉一，把眼珠捣腾得像红荷包一皮，还是不行。最后是我拆开自己的棉袄袖口，一抽一出一缕棉花，用火柴梗卷了两个简易棉签，蘸了雪水，才把那粒黑沙子掘了出来。
病源虽已除，但副驾驶的眼睛迎风流泪，一时半会是开下了车了。
一逼一不得已，正副驾驶员易座。唐最雄在揣着手坐了11天汽车以后，正式握上了方向盘。
他一踩油门，手臂一个回环，我就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家。车启动像一头海豚缓缓举鳍，无声但是迅捷无比地开始了滑行。原本凸凹不平的道路像抹了油似地光滑起来，在车轮下缎子似地延伸。当然那些隆一起和坑陷还在，只是唐最雄巧妙地躲闪了它们，在各种障碍的边缘优雅行进。甚至这种被动的躲闪中还蕴有一种节奏，使你感到他不是在开车，而是把自己的身躯膨一胀到同卡车一般大，俏皮地在风沙弥漫的荒原上舞蹈。
我刚开始很高兴，表扬他：“想不到你开车的技术这样好。”唐最雄不置可否，几乎是不屑地哼了一声。好像一个美女听到别人盛赞她的妩媚，不胜其烦的样子。
随着路途渐远，我生起气来，不是气他的不识夸奖，而是气愤他既有这么好的驾驶技术，为什么偷懒，让我们，包一皮括他自己，都多受了许多颠簸。这就好比一行3人，一路上都是小女人在做饭，色香味俱无不说，还顿顿夹生。直到了最后一日，你才知道，同行的老女人是个烹调高手，就是极简陋的菜蔬，也做得别有风味。可她一直在暗地里窃笑着，你说气人不气人？
想想又奇怪。想他这种把车开得像绣花一样的人，又怎能容忍副驾驶那种狂轰烂炸式的野蛮开法呢？我坐过许多司机开的车子，知道老司机可以不心疼人，但他，是绝对心疼车的。
又过了一程，我看出他开车的毛病来了。
每逢过村庄的时候，（虽然路上的人烟极少，还是会有村落的）他就不由自主地轻轻一颤一抖。由于挤靠得很紧，通过我与他的身一体接壤部分，我可以清晰地感到那种不应属于强壮男人的细碎震颤，好像疟疾病人高烧来临时的反应。
一只鹅在路上走。可能是很少见到汽车，鹅对鸣笛并不惊慌，依然像个胖而懒的中年妇女，撅一着屁一股，目不斜视地横穿公路。
别的司机，会用前轮抵住鹅蹼，一逼一使那鹅狂吠起来，扇着翅膀，抖落下鹅绒，惶然逃窜。
唐最雄不。他伏一在方向盘上，耐心地看鹅搔首弄姿，看鹅用扁扁的嘴巴梳理灰脏的羽毛。看鹅兴奋地嘎嘎大叫。
戈壁上很少有鹅。这是一个例外。
胖鹅盘踞公路当央，汽车左右绕行不得。
唐最雄心平气和地等。
我不耐烦了，说就：“开过去吧。”
唐最雄说：“那会压着它的。”
我说：“不可能的。当我们的轮子一过去，它就吓得飞起来了，绝对压不了的。退一万步，就算把它压着了，你就说是它自己钻到你的轱辘底下的，有谁知道？”
唐最雄看着鹅说，“万一压着了，是要赔的。”
我说：“赔多少？不过就是一只鹅，也不是一只老虎。真要是压着了，我来赔好了，不过是几块钱的事。鹅的主人没准还高兴呢。在这种大漠深处，一只鹅还卖不出这个价钱呢。”
唐最雄一动不动地趴在方向盘上说：“有些东西是钱所赔不起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来自他身上的颤一动加大了，好像雨滴渐渐地密集起来。
那只愚蠢的鹅，终于像贵妇一般挪出公路。车开出村落。
眼前重又是苍黄的天穹与大地。唐最雄恢复了行云流水般的行驶节奏，但他身上的震颤越来越猛烈了。
我尽量缩小自己的身一子，以离这个男人发一抖的躯干远一点。
“你奇怪了。我一个大男人，这是怎么了？连一只鹅都怕？”唐最雄说。这一段路况很好，他只用一只手就可平稳地驾车。
“不，我不奇怪。每个司机都有自己的一爱一好。比如我就见过不停**的司机，骂天气，骂行人，骂车上拉的货，也骂自己……”我说。其实他猜的很对，我起了好奇之心。但一个人的心思被人说破了，是很狼狈的事。我只有不承认。
唐最雄完全不看我，对着浑黄的天地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听，我要对你说我的故事。你知道，每逢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必须要对人说点什么，要不我就过不去。”
他说的“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指鹅这种动物还是越来越狂躁的震颤呢？
我不知道。但我作出了想听的表示。
“你压死过人吗？”
这是他的故事的第一句话。
我吓了一跳。司机这个行当，也像渔民一样，有着许多深刻的忌讳。不许说“翻，不许说“死”。我一路上恪守行规，没想到唐最雄破天惊地地说出来。我结结巴巴他说：“我没……没有。你知道，主要是没这个机会，我不会开车……”
他毫不在意我说什么，只是看了一眼副驾驶。小鬼一路辛苦，已经睡着了，随着颠簸，发出轻一阵重一阵的鼾声。
我忙说：“他听不见的。”
他说：“我不是怕他听。我的故事，我们汽车团里都知道。每当有新兵入伍，我就要给大家讲我的故事。虽说每讲一次，就像拔掉一颗槽牙，使我鲜血淋淋，可我还是愿意讲。我是怕他听烦了。”
我说：“一路上都是小鬼开车，他累得醒不来了。”
唐最雄开始讲述，声音干燥得像芦苇在摩一擦，已经近黄昏了，窗外是匍匐的大漠，风沙旋转成直筒，仿佛要将我们卷进天庭。极低矮的梭梭草在风的空隙里不可思仪地挺一直了叶脉，在窗玻璃的底部形成行程不规则的曲线。
那时我已经是老兵了，早起有徒弟给我打洗脸水了，你不用可怜他们，他们是为了从我这儿多学点技术。技术比力气值钱多了。我开车的手艺很高，你不要以为我这是后来练的。不是的。我一开始学车就特别的灵。
人，可以分为两类。学一门手艺，要么是一学就灵，一练就一精一。要么就靠着熟能生巧了。那是笨人编出来鼓励自己的话。
我很年轻，就成了技术尖子，挺骄傲的。我开了5年车，连车身上的一块漆皮都没有碰掉过。到现在也没有碰掉过，人是软的。但是我把人给压死了。
那天我开车路过一个村子，男孩子站在路边，我看得很清楚，大约10岁，穿着一身黑衣服。眼珠很亮，好像河里沾着水的石头子。他向汽车招手。非常偏远地方的人，见到外来的人就很亲。有时车都走出很远了，他们还招手，有点傻气。我知道在有孩子的地方，要慢行。因为孩子会有叫人想不到的举动。他在路的右边，突然横穿公路。我停下来等他，让他平安地跑了过去。我越过了和他平行的位置，我甚至看见他龇了龇牙。他的牙很白，那时候还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像碎碗碴子一般耀眼。在他身后，我踩了一脚油门。车像被一抽一了一鞭的马急驶起来。正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一声呼唤，非常怪异，像一种野兽的啼叫。那个孩子像被牵着线的木偶一样，猛然折身，向我的车轮扑来……
我完全惊骇住了，甚至忘了踩刹车。其实就是踩了刹车也毫无意义，汽车刚刚接到加速的指令，就像箭已经射一出去了。你能把自己呼出来的气收回去吗？你尽可以使劲做吸气的动作，可是无论你吸进去多少空气，都不是你刚刚才吐出来的那口气了。那口气已经被天意给收走了。
我感到车的左前轮被垫了一下，仿佛平日碾过一袋面粉，不，它比面粉可要柔软得多。但也不完全是软的感觉，软中有硬。似是在蒸得很嫩的活鱼里，突然遇到了粗一大的刺。
这就是孩子又脆又嫩的身一体，在充气很足的轮胎下爆裂的感觉。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气泡破碎声，好像我们把一个吹得不大饱满的气球，用力捏炸了，有轻微震手的感觉……
我下了车，扑到男孩身边。他斜躺在我的车轮下，露出的骨茬像尖利的牙齿，挑着一块块皮肉。我看到了那个破碎的气泡，那是孩子的胃，像书本一样摊开在公路上。最恐怖的还不是这种血肉模糊的情景，而是在我的汽车轮胎的花纹里，填着一粒粒白色粘一稠的物质——那是男孩胃里的米饭。他一定是个粗心的孩子，来不及细嚼慢咽，许多米粒还保持着刚蒸出来的模样，雪白而完整，好像完全没经过牙齿的咀嚼。
那些米粒很快就不白了，被血染成淡粉色。血缓缓地流一出来，好像舍不得那个小小的躯体，人的血其实挺少的，起码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多了。这个孩子的血大约只有一小碗吧，流在黑棉祆上，红和黑一中和，就发出碧绿色的光，就像大红纸上写的墨笔字一样。
我趴在那孩子的胸口上，听他的心跳。我本来以为人已经没救了，想不到他的心强膛而有力，像马驹一样结实。我一阵狂喜：心还在跳，就有希望啊！我站起来刚想喊人来帮忙，又看到了那孩子的眼珠。一个活人，是绝没有那样惨白的眼珠的，我急忙俯下(禁止)去再听……没有，这一次什么都没有了。小小的身一子像一口空箱子，只有极轻微的破裂声，那是一捅一出的血泡被风刮破了。
我始终搞不明白，当时听到的真是孩子最后的心跳，还是我自己想象的声音。我听到身旁扑嗵一声，像一个板凳倒下了。我很迟钝地看了看，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躺在孩子的身边，脸同孩子一样毫无血色。
她是孩子的母亲。她和丈夫盲流来边疆，丈夫死了，给她留下了这个遗腹子。
那声招致男孩亡命之灾的呼唤，就是女人发出的。她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意，只是出于习惯，招呼她的儿子。孩子从小就训练出来了，只要听到一妈一妈一的声音，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立即撒腿往家跑。好像一妈一妈一的声音是铁丝，系在孩子的关节上。孩子穿过我的车前方时，一妈一妈一正在远处，什么也没看见。她只是出于下意识地喊她的孩子，她隔了一会儿就要这样喊一声，就像有些妇女隔一会儿就要拢拢自己的头发一样。
男孩劈头就往回跑。他忘了刚才还招过手的那个钢铁怪物……
你一定惊讶我怎么把这件事说得这么冷漠，因为它在我的心里翻腾的时间太长了。就像一块熬过太长时间的骨头，没什么味了。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像蜘蛛丝缠绕在我的神经上，我只有不断地叙说，才能稍微麻木一点。
后来的事，我就不详说了。安葬，给抚恤金……都是按规矩办的。我们汽车部队常发生这类事故，处理起来有条不紊的。
事故发生的原因很清楚，我的责任并不大。用一种残酷点的说法，那个孩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自杀。是他撞到我的轱辘上的，再高明的驾驶员也难以挽救局面。
大伙对我挺同情的，但终究是一条人命啊。军事法庭判了我两年徒刑。监外执行。也就是说，我还呆在部队里，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人歧视我。开车这个行当，容不得笑话别人，说不定哪天你就撞上了。大家有兔死狐悲之感。是我自己提出暂不开车了，做营区的卫兵，我没法从那种碾过人体的感觉走出来，不知道时间能不能救我。
听说孩子的一妈一妈一醒过来以后，孩子已经给拚在新衣服里面了，敞开的胸部用纱布给填满了，看起来孩子比活着的时候还稍胖了一点。
处理这事的工作人员，把钱递给了苦命的母亲，听说她没怎么闹，先是不断地哭，后来也就不哭了。
在贫困地区，钱是一种神奇的药膏，什么伤痛都能治。大家都说这件事的善后不复杂。女人还年轻，可以再嫁，可以再生孩子。加上她是盲流，势单力孤的，估计也没什么族人聚众为她家闹事。要是死者属于一个庞大的家族，可就棘手多了。
女人很温顺地接了钱，那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呢。周围的老乡羡慕地看着她，心想就是她的儿子活着，一辈子也给不了她那么多的钱。孩子多的人家甚至想，自己的哪个孩子要是碰到了这样的事，就好了。
大家都认为这事了结了。已经用钱赔了命。
几个月以后的一大中午，正轮我值班。夏天了，戈壁滩晒得像铁鏖子，一个幽灵似的女人，披着黑头巾，飘悠悠地一逼一近了我。
我打了一个寒战。没有看见她的脸，我就知道是那个死了孩子的女人。
她走过来，抓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是谁碾死了我的儿子吗？”
“不！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极力否认，也不管她是真的认出了我，还是敲山震虎地唬我。
“我会找到他的。”她铁爪似的手放开了我，并轻轻一抚一摸了一下我被掐痛的胳膊。
从这个动作，我知道她并没有认出我来。心里稍稍安宁了一些。
“你……你找他干什么？”我战战兢兢地问。
“给他钱。”她拍了拍随身带的黑布包一皮，“他用这些钱把我的儿子买走了。我怎么就这么傻？我把这些钱还给他，我的儿子不是就回来了吗？”我不知说什么好，呆呆地看着她。
她解一开黑布包一皮，里面果真是齐整整的钱。
她蹲在地上，摆一弄起她的钱。先用钱在地上摆出了一个巨大的圆环。薄薄的纸币被戈壁午后的热一浪一熏蒸着，好像有嘴从地心往上吹气，蔌蔌发一抖。
我拉住她，说：“快把你的钱收起来吧。后起风了，会把你的钱刮走的。一张也拣不回来了。”
她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说：“是你碾死了我的儿子吧？”我立刻说：“不是我。不是我。”
她奇怪了，说：“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回来？”
我说不出话来。正午的营区，大家都在休息，没有人帮我。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在地上摆钱，只有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起风。
真的没有风。大戈壁像冻住一般沉寂。粘一稠的空气把纸币熨在沙砾上，仿佛破碎的龟板。
女人悉心地摆着，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人形，腿和胳膊都平伸出很远，好像要围拢来拥抱什么。看得出那是一个孩子，因为代表他的头的圆圈很大，身一子比较小，就像我们在古代的岩洞里看到的画一样。
我在这个用钱组成的呈大人形面前惊恐万分，每一张钱币都很破旧了，我想这个女人一定在许多个不眠的夜里反复地摩一擦过它们，以代替儿子光滑的皮肤。我顾不得再照看这女人，撒腿就跑。
当我叫人赶来时。天地间已起了一阵怪风，孩子的四肢折断了，在空中飘荡。女人张开身一子，拼命护着孩子的头。由于风，那个硕一大的圆形已经变成了多边形，好像长出了犄角。
我们尽可能地帮她把钱找回来，又送女人到卫生队看病。医生说她有轻度的一精一神障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基本正常了。不再见着人就追问是谁碾死了他的儿子，团里想派人送她回家。
一天，她清醒地走进首长的办公室说：“我不回家。我也不要钱了。你们给的钱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我要在你们这儿做一份工作。这样以后的日子就有指望了。”
这考虑当然很世故，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正因为这份世故，人们才能断定她确实恢复正常了。细想想，她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中国人养儿就是防老的，她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就同意她留下来当临时工。不过是到临近的一个汽车部队。领导主要是为我着想，怕她若在这儿呆久了，知道我就是肇事者，惹出麻烦。
过了没多久，女人就被友邻部队送回来了。原因是她去了以后，汽车的机械故障猛然增多，特别是车的左前轮胎，大量地出现爆胎，部队上下着实地紧张了一阵，以为是敌特破坏。没想到原来是她——每逢刮大风的黑夜，当临时工的女人就穿着一身黑衣服，怀揣一把真正的英吉沙匕首走出房门。
她专找解放牌的载重汽车，就是我压死她孩子时开的那种型号，用匕首对准车的左前轮就是一阵猛搠……
逮住后，问她这是为什么？
她说，只要这个轮子炸了，就再也压不死她的儿子了……
我们部队只好把她接了回来，大家一筹莫展。每日管她吃喝，还要防着她破坏汽车。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不能让大伙老这样跟着偶一操一心。
我走进女人住的小屋，笔直地站在她面前。
这是我在出事以后，第一次敢直视她。她比她儿子死时老得太多了，带着一种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荒凉。
我说，你的儿子就是我压死的。人死了不能复生。你想怎么处罚我就怎么处罚我。我很快很流畅地说完了这些话，连一个结巴都没打。因为我在肚里念叨的次数太多了。我真的做好了挨骂挨打甚至被她一捅一几刀子的准备，只要不打死我就行。
女人看了看我，平静地说：“你不是。”
我急得直跺脚，说我是我就是。我当然可以举出许多血腥的细节证明我是真凶，比如那些粉一红色的米饭粒。但是我不能。我只是一遍一遍说：是我。
女人漠然地坚持：“你不是。那个人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怕我杀了他。可是我不会杀他，起码现在不会了。杀了他，我的儿子也不会活。”
她突然热切起来：“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儿子。烦你去给你们的领导说说，让他们赔我一个儿子。”
我拿不准她此时明白还是糊涂，但我不能骗她。我就说：“这事办不到。到哪里给你赔一个儿子呢？孩子已经不在了。”
无论实话有多么酷，我要对她说实话。
“是的。我的儿子已经不在了。”女人明白如水。“死了的人是不能再活的。什么都能赔，但是人不能。没有人能赔你另一个人。”我硬着心肠说。
这真是危险而残忍的谈话，真想躲得远远的。但是别人都能躲，我不能躲。我得咬着牙挺下来。
“人也能赔。”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眼睛里闪着磷光。在大漠如烟的背景下，宛若埋藏多年的木乃伊。
“怎样赔？”
我不由自主地追随她的思绪。人是抵不过鬼魅召唤的。
“我拿上你们给我的钱，在全中国走啊走。我要走遍所有的山和所有的水。推开所有的房门，找到一个和我的儿子一模一样的男孩，个头。生日、长相……我一定要找到他。中国这么大，一定有这样一个孩子在等着我领他。我有钱，我还有工作。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家，我再挣钱养他。我天天都给他吃大米饭，再不会像以前，没钱给他吃大米饭，那天还是从别人家借的米啊，可惜他吃了还没消化啊……可是，那他也算吃过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吃东西这件事，最好受的那一会儿感觉是在哪儿？”
她的眼睛像铜钉楔住我。
“这……我……我不知道……”在她貌似严密实则混乱的逻辑面前，我不知如何招架。
“在舌头啊！”她嘻嘻笑起来，嘲笑我的无知。
“你想啊，只有舌头知道品味。吃到肚子里，肉膘和野菜就分不出来了。我的儿子吃大米饭的时候，他的舌头还好好的，像小狗一样能一舔一来一舔一去。所以他不冤，他尝到了米饭的香味。你说是不是？”她征询地望着我。
“是。是。”我不断点头。
“要是人家不肯给孩子呢？”她的思绪沿着我所看不到的怪异轨道滑行，飞速地又返回到原来的话题。这正是我想问她的，她自己说了出来，反倒更令人觉得恐怖。
“我就在他们家干活，给孩子吃，给孩子穿。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对我有感情。我就在一个晚上，把孩子偷走。那样，我不就是有了自己的儿子了？”她说着，呵呵地笑起来，笑声像液体一样四处流动，小屋就摇晃起来。
“我要把他带走，走得远远的，到一个永远没有汽车的地方。”女人很干脆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一股森然之气包一皮围了我，我不由得抓住她。
她很有劲道地摔开我的手说：“我不是现在就去。我还要做准备呢。”
我说：“我帮你准备，你跟我走，好吗？”
她说：“到哪里去？离我的儿子近吗？”
我含糊回答：“反正对你是有好处的。”
她就信任地让我拉了她的手，慢慢地往前走。
我把她送到一精一神病院去了。医生先听了我的描述，说，这是典型的一精一神失常。可是医生对她进行了详尽的检查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诊断。因为只要不涉及她的儿子，女人一切正常。提到了她的儿子，女人就很悲伤。说：“医生，我的儿子死了，我心里难受。我现在有点钱，够当路费的，我要回老家看看。”
医生说这些反应，完全是人在痛苦之后的正常现象。他们不能给一个正常人用一药。
出了医院，女人对我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没病。我只是要人世间赔我一个儿子。
女人在一个风沙弥漫的日子上路了。谁也劝不住她，人们就说她是一个女疯子。
我总是不放心，虽说这事已经算处理完了，我们第一次赔了她钱，第二次赔了她工作。但这一切是因我引起的，毕竟她的儿子没了。但这第三赔，真是赔不起啊！
我跟领导说，送她一程。领导答应了。我就远远地跟在她身后。一路上，她不哭也不闹，上车买票都能照应。看到大的或小的男孩，她都无动于衷。唯有10岁左右穿黑衣服的男孩，会诱使她像母豹一样扑过去。
人们驱赶她，她毫不理会，依旧紧跟孩子，给孩子米饭吃。无论周围的人对她多么凶恶，她都毫无怨言地照看着孩子。时间长了，人们就烦了。轰她，打她，她都不走。后来发现一个极简单的法子就能叫她永不再回来——就是让那个穿黑衣服的男孩说一声：滚！你这疯婆子！她就傻愣愣地哭很久很久，然后不气馁地再去追另一个男孩子。
后来我就回来了。工作不允许我长久地跟着她。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她。
唐最雄长叹了一口气，“也不知这女人现在怎么样子？不知她走到哪个省份了？”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急驰了上百里。天色完全地黑了。汽车大灯像两条笔直的钢轨，伸向无际的远方。陡起的沙尘像一一柄一柄一巨大的蘑菇，从黑暗中嗖地移动到路当中，好像显身的妖灵。满载饼干的汽车冲撞过去，沙尘破碎成柔软的斑块，放我们钻过去，又在我们的身后无声无息地弥合为深逐的大幕。
副驾驶不知何时醒来了，眼睛已恢复正常。
“你来开。我累得很了。”唐最雄说。
两个人就换了座位。
副驾驶抱上方向盘，车立即兴奋地摇摆起来，灯光像游龙般逶迤。
突然，一只野兔跃上公路。
一只多么愚蠢的兔子啊！它只需向任何方向一侧一歪，就隐避在大漠无底的黑暗中了。可是兔子顽强地沿着汽车大灯的光往往前蹿，脚爪翻飞，像从天上飘忽而下的毛团。
要依副驾驶平日的习惯，早就一踩油门撵了过去。野兔是戈壁滩上很低等的动物，而且机警无比，车轮过处，很少有死在辙下的，原值不得珍惜。
但陕北来的小伙子，这一次出奇的小心。他一精一致地挪动着方向盘，好像那是一架钟表的秒针。
庞大的载着许多饼干的汽车，摇摇晃晃地跟着活蹦乱跳的野兔，在如漆的大漠中蹒跚。
我看到远方有一个黑衣女人飘扬的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