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记得机关家属院里就有许多人家养鸡，甚至我还看到我同学的母亲在宿舍楼后面，配电室的外墙边砌起三面墙，养了两头猪。那时院子里可有意思呢，怎么个有意思呢？还是先介绍一下我曾经住过的大院。建国初期，在省会城市就有两个行政最高机构，一个是市级机关，是市委市政府的统称；还有一个就是省级机关，是省委省政府的统称，就像北京有个北京市还有一个中央一样。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去北京找一个人，在他的住地，找到他住的楼，问同一楼的住户，也没人知道。奇怪了，这个人到我们单位来指导工作可是首长啊，怎么就没人知道？我就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报出他在单位的官职，没想到那人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在北京，市长以上的才叫官儿。”后来我去空军大院找朋友，又听到一个让人感慨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地的团级干部到空军大院办事，进了门以后又返出来质问哨兵：“我进门你怎么不给我敬礼？”哨兵看了看他说到：“像你这个级别的我要是也敬礼，还不把我累死。”那个干部愣愣地说不出话来走了。这两个故事就是形容一下大致的同类现象——“宰相门前七品官”，还有“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钱少，到了重庆才后悔结婚太早……”后面我还要引申一下。
我住的城市像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以前是一个方城，有城墙，有护城河，还有城门。布局也是衙门坐北朝南，东西两市。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九五零年开始拆除残破城墙。我小时候有时就去水西门下看钉马掌，那时的城市汽车少，自行车也是奢侈品，凤毛麟角。但街上马车跑的欢，那马车夫鞭儿脆爆的一甩，“驾”！那豪情，也让幼小的我荡气回肠。现在想起来，那马车夫回村里，那可是大姑娘、小媳妇都要争着听城里故事的时尚人物呢。那时的街上常看到马车商队，一遛马车装满货物，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那马蹄踏在柏油马路上，达达达达的分外响亮，估计此时的马儿都自豪。我家的院子旁边就是一个车马店，每天车水马龙，热闹的很。有时还能见到骆驼商队，一长遛骆驼背上驮着货物，迈着优雅的慢步，脖子下的驼铃叮咚叮咚地响着，真有大漠孤烟直之景。我那时也曾到车马店画马，画骆驼，可是深入生活细心观察呢。那时的护城河还在，城门洞上部已拆掉了，旧城墙还有残破面目，沿着护城河再往北走一百米到了城墙的西南角，就看到了旧时遗留的一个利用城墙修筑的大炮楼，我们小时候经常去里面玩，有时在地下通道里还能检到弹壳。我有一个后来在外地工作后交的同乡朋友，他和他的朋友当年在那里还捡到过一只生锈的驳壳枪，回家的路上忽遭大雨，在工人文化宫外路边大树下避雨时，我的朋友的朋友就被闪电击中死了，当时轰动全市。
从前几十年到前几年，一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我父母住的这条街就会让小车堵三天，都是全省各地的官员们前来送礼的。我曾到一个领导干部家玩，不说级别了，别超过《以人民的名义》的尺度，看到他家院子一角全是高级月饼，没开封就露天堆着。我问他的儿子，你也不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钱，他笑着说：“没人在那里放钱。”大家哈哈一笑，心照不宣。我父母在省城就是有一点职务的科技干部，是一个恪守本责地干活的，辛苦忙碌，没人送礼，也不给别人送礼，要在下面也许门前也车水马龙了吧，这就是我前面铺垫的用意。
再回到我住的大院，那是在西门外建的新建筑。那时的西门外城边住的是菜农，再往远放眼望去是一片片菜地和水稻田。政府的第一次征地就在这里，那时没有补偿一说，就是规划，把这一带规划好了就盖房子，菜农们可以再到远一点的地方种地。那时的土地真多，都空闲的，我小时候直到文革结束，我们这一带除了机关和家属区，再走过十几米的菜农居住区，环顾四野，冬季时满目一片荒凉。我们的大院分为一号院、二号院，直至三、四、五号院，还有一些别的院，为何不直接称某某机关大院呢？难道是为了保密？不太清楚。这些院子里的楼房，都是按前苏联的图纸设计的，三楼，大屋顶，房间都不太大，按级别分配，家具也是分配，每月在工资里扣除租房和家具的费用，也没几个钱。那时我家真是无产阶级，但在这个城市里就是高档区了，谁见过这么多楼房啊。直到前几年，有人问我父母住在哪里，我说住在某条路上，人们就会投来羡目的眼光和感叹。住在那条路上开个车违反交规，交警问问就放行了，不愿招惹住在这里的人，给自己找麻烦。路上的斑马线也和别处的不同，红白黄相间的，不知有什么用意。但那时的大院热闹，有人养鸽子，有人养鸡，养羊，还有人养猪，上世纪的一九六零年还种过庄稼。
那时候白天满院许多鸡在跑，比人还多，无论鸡长什么样子，谁都能认识自家的鸡，一到傍晚，家家户户收鸡回家，就是到院子里找到自家的鸡群，一叫它们，就跟着回家了。有一户三楼住户不想下楼，就想了一个好办法，从阳台上用绳子拴一个篮子放下来，再喊自家的鸡，鸡就跳进篮子里，她就分几次把自家的鸡提回家，不知道她是怎么训练鸡的。养羊的人家是要喝羊奶，白天就拴在院里的树上，也有的人家就把羊养在阳台上不出门，只有到他家才能荣幸的见到他家的“宠物”。养金鱼呀，养猫呀那不叫养，太小众。我养过兔子，是为了玩。养猪的事不能不说，养猪的那家人有三个孩子，老大是男孩，是我的同学，他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转业军人，他的母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厂长，是个能人。每天她母亲提一个桶从三楼下来，里面装着菜叶和玉米面之类的东西弄成的稀汤寡水，用个大水瓢舀进猪食槽里，然后用行家里手的神态一边看着两头猪哄抢食，一边和围观的人搭腔。我也是围观的人之一，那时我七八岁，感到我同学的母亲好了得，养这么大的动物，比那些养鸡的人家厉害多了。她母亲的语式也颇具权威性，总是用肯定和教悔的口吻和围观的人交谈，到底是一厂之长，没有一点气势镇不住那些个员工，尽管那是个街道小厂。
我家在一九六五年搬离这个大院，搬到另外一个独楼小院，但不远，我还经常来这个大院找小朋友玩。
文革开始后我们那里每天有新鲜事，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
一是听说在厅机关批斗走资派，还戴高帽子游街，我和小伙伴就跑去看了。从我们院跑到马路斜对面锅炉房前的小路上，再穿过一个小门就到了厅机关后门，然后绕过大楼就到了前院，这时批斗会已经结束了。我们随着人流从厅机关前门出去，看到游街的队伍返回来了，我挤在大人堆里往里看，那些所谓的走资派头上戴了一个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姓名，姓名上还有一个大大的红叉。我不认识这些人，后来听说是厅长局长们，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院里纷纷议论，在厅机关大礼堂举办了抄家展览。这个大礼堂我最熟悉了，我们经常去。这个大礼堂有三个功能，首先是开厅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其次是电影院，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放电影，机关人员和家属免费看，但不对号，进去随便坐，去的早一点就有好座位，去晚了没座了就站着看。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大礼堂的后面空间是机关食堂，摆了一些餐桌和凳子。那天我和母亲一起去大礼堂看抄家展览，一进门就被吓住了，整个礼堂每个角落和空间都有一个主题，有空中挂着的五颜六色的许多床单、服装，地上摆的许多家具、用具等等。展台上还摆满各种食品，地上摆着白面大米，其中一袋大米敞开口子，上面还插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看！走资派家的大米吃不完还长虫子了。我低头一看还真有白色的蛆在涌动。现在想想，说不定是造反派放进去的呢。
在幼年的我看来，大礼堂里物品真是琳琅满目，比百货大楼的东西都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个人家能有这么多好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世界还有这样美好的物品，我想，来这里看展览的大人小孩都有同感。后来我知道这是从厅长及女儿家抄出的，后来听说由于这个厅长是民主人士，造反派怕把事情弄大不好收拾，或者上面有令，反正把抄来的东西又送回去了。现在知道当年的厅机关造反派头头，一个是当时厅机关职工澡堂烧锅炉的工人，一个就是我那家里养猪的同学他爸爸。文革结束后，这两个造反派头头一个怕报复，调到某国营大厂工作。我同学的爸爸被排挤到下属机关，但还是处级干部，那个单位后来开辟了到特区倒卖走私物品的业务，春节我从外地回家过年，还到那同学家拜年，看到他家平柜上摆着一个日本生产的硕大八喇叭收录机，上面的各种开关，按纽，发光仪表板，让人眼花缭乱，我那同学在我们的要求下开了机，让我们见识了一下，好家伙，真是震憾！春节后我回到偏远小城市的工作单位，又有给同伴神聊的材料了，那叫见了世面。
我母亲是在搬到新楼才养鸡的，以前的房子太小没地方养。我们搬来的新楼是独楼独院，共三个单元，二十八户人家。许多人家都养鸡，我家养了五六只鸡。这些鸡有个特点，每天早晨起来，母亲把玉米面和菜叶拌在一起喂饱它们，然后把门打开，这些鸡就在鸡头的带领下自己下楼，然后走出院子，到院外不远的垃圾场游荡玩耍吃虫去了。那时的垃圾场真干净，只是炉渣和小杂物，没臭味，那是鸡群的天堂。到了傍晚，只要听到嘣嘣嘣嘣的啄门声，就知道鸡群回来了，打开门，它们就一遛的快速走到阳台，我一个一个数，一个都不短，都在。母亲早给它们准备好老样子的晚餐，吃饱了喝点水，这些鸡就自己钻进鸡窝睡觉了。当年城市里家家户户养鸡就是为了吃鸡蛋，那时物质馈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记得我曾在小雨中，看到一个发了疯似的中年男人跑着，弄不清满脸是雨水还是泪水，跑到我跟前急切地问我：有没有看到一个骑车人过去。我一问，是丢了自行车，那人在疯狂且悲愤地寻找。一辆自行车在那时的人家里可是一个贵重奢侈品。
不管怎样我们都长大了，尽管有点营养不良，没长高，但心智还有，遇到问题还能理性的思考，不会人云亦云，上当受骗。回想起来，当年母亲苦心喂养的鸡，给我们全家提供了一点营养，不然，我现在还会不会写下这篇文章，还是个未知数。
惊奇的事还在后面，有一天早上，我家的鸡吃完早餐后，鸡头就一纵身飞上到阳台边站在那里，其它的鸡也模仿着一只只都飞到阳台边站着，一排排的就站在不到一尺宽的阳台边上。此时，晨熹初上，霞光里我家的鸡精神抖擞、飒爽英姿，就像神话中的精灵一样，目视远方，心潮起伏，思绪遥远。只见那只头鸡，张开双翅，纵身一越，呼啦呼啦地就飞到对面的高墙上，稳稳地站立在那里。在我惊奇之际，其它鸡也顺续飞到墙头站定，然后不慌不忙地再从墙头飞到地面，到它们的游乐场玩去了。我家阳台离院墙直线距离差不多有十米，我们家住在三楼，斜线距离就更长了。就这样从容不迫地飞了，就这么义无返顾地飞了，这真是鸡界的新思维，新创举。
傍晚我看着我家的鸡一只只站在墙头，望着我家阳台，此时的我正站在院里，看着我家的鸡一只只地站在那里，等它们飞到院中，然后回家。突然，那只头鸡奋身一跃，呼啦啦直飞上三楼我家的阳台，其它鸡也一一仿效，呼啦啦呼啦啦都飞上去了。站在院里的我还有看到此景的人都惊呆了，这是一个什么景观呀！此后，我家的鸡就以这种方式出门、回家。它们早有预谋，只是等待时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返璞归真。写到这里我眼角有点湿润。后来我家到农村插队落户，临走时，单位让把所有的东西能带的尽量带，因为去了农村什么也没有。家里租用单位的家具也折价卖给我们，一张床八块钱，一个凳子一块钱，等等，我家也成了有产阶级了。鸡没法带，母亲舍不得杀了吃，就送给旁边的菜农了。那年七月我们全家坐上专列，离开省城到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县城的一个镇、一个大队、一个小队，一间窑洞里生活……
母亲后来再也没有养过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