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山居，父亲的村庄，我的城市，女儿的都会，孙子的世界……这个早晨，我想起了这些。是有所感念地想起。想起的瞬间，那一连串人居之地，就像一些猛烈燃烧迸射出的火花在我脑海里明亮起来。却说不清它们到底属于生活还是诗情。这个早晨，一些平凡又神异的东西一直在我的灵魂里来来去去，让我真切地感受着我自己。
同样无法诉诸语言的还有我想起这些时候的心绪，那是百味混杂的。
所有念头的起点是祖母的山居和父亲的村庄。
它们之间，视觉上的不同或物理上的差异是，祖母的山居地处高山林区。在那里，院落和院落甚至房屋和房屋，都隔着空旷的田地或旷野。连接房屋或院子的是地衣掩映的小路，路上长年散落着鸟兽的粪便，印着人畜鸟兽的足迹。在那样的山居，相比于种群庞杂的鸟兽，作为存在，人是聊胜于无的。父亲的村庄，地处临河坝地，房屋更多，院落更大，人口众多，至于门户相对屋檐相接。房屋与院落留出的空地就是人畜过往、行走或者站立、蹲踞的巷子，蜿蜒曲折，狭窄，崎岖。
祖母的山居太幽静了，幽静到白日里居然可听山林里行猎的枪声，风过树梢发出的雄厚低鸣，院落里的狗吠、鸡啼，坡田上悠长辽远的、最后都飘摇到云端的回牛声，林间和院落里的砍斫声，人语，虫鸣，泉水琤瑽……无论远近，无论宏细，这些声音皆可清晰入耳。至于夜间，鸟兽的鸣叫此起彼伏，直至夜半，方得安宁。
夜里行人有火把在握，那便是山中夜里唯一可见的神气活现的语言，从来都是明亮到掩盖天上星月之光的。那种语言有一副足观的容色，有一种古老且太平如初的腔调，展露和言说的都是世间极其慈祥、温暖的东西。
门虽设而常关，人都散入山林坡地劳作去了，那些人每每也做了鸟兽的近邻。屋外，或者院前，有狗留守，为家养的活物充当可靠的防护与看守。
在山居，美丽与丑陋总是厮磨在一起的。
山林是齐整的，院落是凌乱的；树木是魁梧挺秀的，房屋是低矮破旧的；桃杏诸花是光鲜亮丽的，人的脸庞是污迹斑斑的；厚可盈尺的落雪是洁白纯净的，道路院落是粪便堆叠的；野兽的皮毛是油亮光滑的，人的衣衫是褴褛脏污的；山中诸味四时不缺，人的饮食却是粗燥单调的；鸟兽之语是清晰明净的，人的言辞是粗陋鄙俗的；雷是雄洪的，雨是暴烈的，男人是怯懦的，女人是猥琐的；高天大山是永恒如初的，人的性命是多病短暂的……
从山居迁移到坝地，是父亲的独断专行，但此举确乎让我们避开了许多艰难与险恶、沉闷与浑噩。在临河的坝地，路平，地阔，人多，而野兽几无。人一旦遭逢病厄，还能找到一个大夫。听大人解释说，那的确是一个大夫，虽然是“光着脚”的，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总能治得好的。
从山居迁入坝地，应该还有更多别的原因吧，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的童年与空旷缥缈的山居同处，我的少年则与人丁兴旺的村庄共在。
土厚林密的山地，有可供祖母他们自由开垦随意丢弃的土地。连年持续的开垦追求的是土地的自然肥力，随意丢弃是因为那些土地的自然肥力总是很快丧失。广袤的山林在寥寥的山民便是无穷无尽的可为供养的可靠凭依。人少地多，虽然地力薄弱收成甚微，但大面积的微弱也可成为充足的供养。彼时彼地的山民们没有挨饿。
父亲的村庄就不一样了，少量的土地承载着大量的人口，人必须精耕细作，并要不断提升土地的肥力。
父亲和他的村庄都赶上了那个饥饿时代。人畜一并饥饿难耐的年代，如粪便之类的有机肥在土地也是不敷所需的。
化肥，便是他们的第二选择，也是他们的主要选择。
此物甚有奇效，施用与否，自留地里庄稼的长势就是泾渭分明的。
化肥需要购买，购买需要钱。钱的来路大抵两条，一是交“购粮”得来，一是到“黑市”粜粮得来。第一条路是合法的，但所得甚微，微少到近乎钱的符号，于土地的广求肥力大为不济，人们还得选择第二条路。第二条路是非法的，谁的心里都清楚，走那条路等于割肉补疮切指而食，但为了让庄稼与人都得到拯救，那条路非走不可。人的生存本能常常驱使人铤而走险，他们不能不把有限的口粮不断地拿出去一些到“黑市”上出粜，换取购买化肥和日用品的钱。他们所冒的风险也是惊心动魄的，要么被戴着红袖章的人堵截，扣留，讯问，粮食被悉数“没收”，要么被村干部拦于路途，当众叱骂，“屡教不改”者便要被高音喇叭点名批判，而“屡教不改”之由头便是“只想发家致富，而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
父亲的脚上永远缺一双结实的鞋，母亲的灶台永远缺足够的米面和油水。他们被迫去热爱、去盛赞他们并不懂得也不饱肚的东西，他们现实的饥饿从来都是不被关顾的。在我，一直缺失的是父亲的慈爱和母亲的疼爱。也许他们原本想爱，但无闲暇，也无心力。彼时，如我一样的少不更事者，往往很无辜，且又不幸做了种种灾情的目击者和殃及者。我目睹父辈们深深陷入饥饿、贫弱、匮乏、劳累等物质的阻遏而无缘救赎，也溺于恐吓、威逼、羞辱等精神的深渊而无力自拔，加上天灾和疾病，他们受到的围困是多重的。最让我大惑不解的是父亲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他们的性命完全依赖土地，他们又不完全信任土地；他们热爱土地，他们也怨怼土地，他们寄希望于土地，也承受失望于土地；他们在别无选择的土地上奋力活着，他们也因为同一片土地仇视活着……
在父亲的村庄，我还记得他们少有且勉强的笑容只出现在稻熟麦黄的时候。多数时候，他们面部的肌肉是被土地的低效益、劳作的低收入以及来路不明的紧张与恐惧绷得紧紧的，看上去跟冷峻的土地一样冷峻的。每至稻熟麦黄，那些脸庞上显现出笑容了，笑容也像新出土的古董上面发出来的。
多年以后，我从祖母的山居和父亲的村庄看出这样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处在同一个时代，活在同一种意识形态下，但在空间实体上，他们又各自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祖母他们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时代，父亲他们活在严重变形的现代农耕时代。
到我必须离开父亲的村庄去城里谋生的时候，人的精神天空开始转晴。不知是长期的威慑终于衰弱、疲惫，还是极度的惑乱终于苏醒，生活中的许多困厄开始慢慢纾解，种种限制渐渐松动。所有土地物归原主。在父亲他们面前，出现了许多条钱的来路。
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代的开头几年，数十年不遇的好收成在父亲他们身上引发的剧变。某日，我从城里回家，我看到父亲与左邻右舍一帮男人一起喝酒，他们的脸上已经绽放着醉笑。我还看到，他们有下酒菜了，虽然那只是一盘土豆丝和一碟黄豆芽！
生活之脸是常变的，人的生存状态便是这张脸上最明确的表情。
父亲的村庄，起死回生的土地赐予的丰足所致的欢愉景象与重归村庄的热闹气场并没有长存下来，而是像一阵风一样吹拂过去。土地的效能趋向更大化，最好的结果是吃饭不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过得体面而尊贵——他们缺钱，他们需要钱，而这个，效能更大的土地无法更多地给予。
村庄的整体活力开始向外流散、迁徙。起初，每年麦收、插秧的时候，出外挣钱的人不忘枌榆，无一不荣归故里，在自家的土地上收割黄的，插上青的。后来，他们渐渐不再返乡，而把土地转租给别人甚至无偿托付给别人耕种。不让土地荒芜，这是他们还能够恪守的精神准则和伦理底线，这也是留给他们日后叶落归根或偶然回乡的时候一张不致耻笑的脸。但那张脸最终还是无暇自顾了，土地弃耕就成了必然。
留在村庄的耕者，他们无力在土地上重新撑起曾经的热闹场面，人和土地都变得闲散，至于后来便是无聊与懒散。
父亲是留守者。偌大的年龄与衰微的体力是作为留守者的原因之一，毕竟，人到暮年才赶上必须出外挣钱的时代，那是滑稽到令人粲然苦笑的。在父亲自身，他对土地的过度信任与真诚依赖使他没有学会耕作之外的任何生存技艺。但他不想在土地冷场之后又被消费热潮抛弃到岸边。他曾寄希望于我的薪资。当他终于发现我微薄的薪资在城市生活中也是一种体面的窘迫和光荣的尴尬的时候，他宣称自己老了，也变得豁达大度起来。唯我能知，他终于在严酷的生活面前认输了，并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来回避他所面对的一切失落与抛离。
这是一种奇妙的巧合，父亲他们的创造力是与乡村的繁华同时衰落的。另一种形式的戏剧性巧合也降临到向城市移民的我辈：低收入赶上了高消费。
我无法确认自己的生活与城市关联在一起。
我对父亲的村庄是了如指掌的，我却无法看清城市的全貌。我甚至没有把城市里的任意一条街完整地从头走到尾。城市是一个不可见的能量场，它吸附着其间所有人的躯体、情感、时间和精力。很小的时间单位像医者手中的柳叶刀，把刻板的工作和芜杂的生活切割成碎片，作为代用的工件，每一次的拼凑组合、填充空缺和遁入冗繁之困境都是不可预期的。每一个人总被告知：我们在有程序地工作，在有计划地生活。人在一个接一个关联或不关联的事件中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构建自己又拆解自己，赞美自己又诋毁自己，相信自己又怀疑自己。久而久之，便是在抽象的城市中飘来荡去。到了公休日，我总在为未来一周的工作做着生活方面的准备，到了工作日，我又总在为周末的生活做着周全的预想和安排——程式化的工作和碎片化的生活互为前提，也互为目的，其间的怪异，是人的灵魂关于伦理的争论，是一场悖谬的争论，一直没有结论。
数十年过去了，但我还在努力适应城市，也在努力适应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冲突。我尽量让自己习惯我所面对的一切。每每当我的心绪暂得安宁的时候，我想到的问题还是我与城市。
却不是“我的城市”。
我与城市最早的接触是在我的青年时期，那时我很爱它，梦想有朝一日以一个主人的姿态完全融入其中；当我确定已经完全融入城市以后，我又发现，我并没有主人的荣耀感、优越感和安全感，我只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城市谋生者，像一滴水一样消融在广阔的海洋里。在城市，我一直没有丢失跟随祖母在山村生活的记忆，也没有丢失跟随父母在临河村庄生活、劳作的记忆。越来越大的城市无法从我的记忆上遮盖渺小幽闭的山村和临河地带人丁兴旺的村庄——它们是两块烙印，烙在我灵魂的起点，应该决定了我的灵魂最终的生长式样。我说不清，那两块烙印带给我的到底是剧痛还是奇痒，抑或是慰藉或者侵凌，总之，我牢牢地记住它们了，比我当下所在的城市印象更为深刻、清晰，挥之不去，忘之不可，时时提醒我：在城市，我还是一个飘忽无定的精神过客。
更多的时候，我是焦虑而茫然的。我总在冷清的乡村和繁华的城市之间寻找属于我的东西或者能够深度关切我的东西，并以之证明我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但城市、山居和乡村都不能给我任何答案。我也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作为一代移民，我遇上的应该是所有移民必然遭遇的精神困境：精神上的胶着状态，灵魂上的焦灼状态。
我听见了，越来越成腔调、越来越成强势的“美丽乡村”诸论，已经变成具有压迫性质的语境，此种语境一方面为全面萧条的乡村争回荣誉、人为升温，一方面为焦虑且盲目的城市人脱离新的精神困境找寻途径。但是，强势语境并不能一笔勾销乡村并不美丽的种种真相。我也希望乡村是美丽的，但现实的不美丽，在我，势必就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毕竟，我无法把美丽仅仅定位在新盖的楼房，新修的公路，新造的“古迹”，新编的“传统”，新拓的广场和新学的广场舞，以及拼凑起来又被放大的“悠久历史”以及种种“传说”。我所理解的美丽还应该包括乡村如何从不成其为乡村而终成其为乡村，乡村如何把令人绝望的饥饿记忆自己抚平，乡村的人们如何脱离漫长深重的心灵苦难而使得人性命脉至今犹存，乡村的人们如何识破欺骗和愚弄，如何应对非健康权力的压制和欺凌，他们坚守生存信念的内力又是如何的坚韧，他们如何怀揣城市梦想，又在土地上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像自由生长的树木一样健壮、真诚……
我的女儿，准90后，生长在城市。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我那些奇怪的纠结和苦痛。对她而言，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依托就是城市。她的衣、食、住、用都明确地张扬着城市气质，就连旅游的目的地从来都不是自然山水或乡村，哪怕是原本美丽的自然山水和准美丽的乡村！这与我钟情于自然山水以及旷野风物是大相径庭的。创业，消费，社交，娱乐，是它的主要生存方式。我说不清，女儿对我的生存方式究竟该算逆转还是提升。但在亲情为重为上的前提下，我们一直彼此接纳、包容。不认同她的生活方式，不等于不和她一起生活。虽然我和她灵魂的青春期各自关联的时代截然不同，但不代表我和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一定是水火不容。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想也总会与当下的生活水**融，并由之获得足够的生活乐趣和生活信心。至于暮年，必然会被当下的生活牵拉着或者推搡着被动前行。随遇而安，那是不选择的选择，是一种应对方式，暮年者们所有显露的和隐藏的焦虑与茫然都由回顾往昔而一一敉平！
我必须接受并跟随女儿的生活，因为我和他之间还有一层真实而坚实的灵魂纽带牢牢地牵扯着，那就是我的孙子们。
我无法预见孙子们的未来，但我能知他们将会朝着更高更远的生活迈进，出于对幸福美好的追求，也许他们会定居一处，也许他们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迁徙。将来的他们也许不会在女儿预定的大都会里永久稽留，如同女儿不会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永久稽留，我没有在更大的村庄永久稽留，父亲不愿在山村永久稽留，道理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不稽留的理由：山村太蒙昧太贫弱，村庄太艰难太飘忽，县城太狭小太闭塞，将来，女儿的大都会是怎样的，我不必去关心了，那是女儿和孙子们应该关心的。
我能知的生活始于山村，后来它流向临河的村庄，再流向城市，再由较小的城市流向更大的城市，它还将流向大都会，乃至世界。但无论女儿和孙子们走到哪里，都会有我永远的祝福一路相随。我只想，将来，女儿，孙子，他们如果对生活愿意反思、有所反思，他们会不会想起传说中渺小的山村，少有人知的临河的村庄，以及记忆犹存的这个小小的城市？他们会不会有世情动荡前路迷茫必然以感念来路而安慰他们的心灵、并在这个世上更好地活着的时候呢？
从祖母的幽闭山村到女儿的繁华城市，两者相隔其实也不是很遥远的，在我中老善感的心里，那只是一段转瞬即逝的时光之途。在如此短暂飘忽的徙转中，美与丑的冲突淡去，善与恶的争执停歇，真与假的对峙消隐，唯有人之亲情如一条坚韧的河流，承载着生活之舟，千折百回，流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