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盯住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问题、缺陷，以及洪秀全等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说事，就否认这场运动的革命性质，同样的求全责备其实可以否定全球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1848年革命。
书评
书名：《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
作者：简又文
译者：王然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后浪出版
出版日期：2020年11月
我国著名史学家、近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拓荒者简又文(1896-1978)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版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荣获1975年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奖。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尽可能多的发掘太平军不同时期的宣传单、印章、拓本、钱币、手稿等文物，结合当事各方人等的文本记述，全面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展开全貌。书作者并因此坚定的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场革命运动。
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历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清军入关后，虽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强化汉族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其统治的认同感，却很快滑入到腐败无能的治理有关。广东、广西等省份为太平天国起事贡献了大批的创始精英，而这些精英均来自社会底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清朝统治造成了持续的社会流动堵塞。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大放异彩的许多将领，无论是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还是后来的李秀成等人，都被堵塞在社会最底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来堵截太平军的清廷将帅，无论满汉，不仅畏战，而且确实不通军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清廷庞大的沿海防卫力量根本挡不住英国数量很有限的远征军。
为什么太平天国是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对于其吸引中国百姓参与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障碍，那就是其创始人洪秀全引入了西方宗教，并改为中国本土版本，从而导致了受到儒家意识形态主导的知识分子阶层都与之拉开了距离。然而，这或许又是太平天国更纯粹革命性的一种体现，或者说一种原因。
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最初走向成功的原因是虽然其打出了西式宗教中国版本的旗号，却确立了洪秀全为中心，其他重要人物成阶梯式的分享权力和权威。这种组合方式确实可以更快的聚集革命力量，却让革命运行中的等级化过早的确立。这也意味着，太平天国的组织形式就是帮会式的。
正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书中所说的那样，太平天国起义早期就一连损失了冯云山和萧朝贵这两个可以很好制衡杨秀清的核心人物，使得这场革命运动的组织形式的缺陷会很快得以凸显。某种意义上讲，冯云山的死的后果更突出，因为几个核心人物中，洪秀全当然是布道者和魅力型领袖，冯云山是革命的规划者，而杨秀清是高效的运营专家，没有了规划者，看不清方向甚至不看方向的前行，注定是鲁莽而危险的。在那之后80年后的中国革命，得以成功，就是因为规划者不仅在严酷的内外斗争中幸存，而且还重新被赋予了领导权限。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这本书对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性称赞有加。尽管曾国藩等清廷大员长期抹黑太平军，但太平军方面的确开展了比巴黎公社以及同时期欧洲其他革命运动规模更大的革命实践，包括设立医治病患的专门机构、照顾残疾人的保障机构、养老机构等带有福利色彩的机构;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宣称要平均分配土地，而且为《制度》推行创造条件，建立了灾荒时期的民众迁徙制度;太平天国控制区的税收也远远低于清朝控制区。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还成为非常罕见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拥护者。此举换来的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在中国上海建立了殖民地的欧美强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着中立。而太平天国晚期，由李秀成策动的第二次攻击上海的军事行动，才最终将英国等外国推到了清廷一方。
虽然太平天国高层在定都南京以前，就已经陷入了生活腐化，妻妾成群。太平军还推行常态化军事化管理，将男女分营管理。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场革命运动明确提出要解放妇女，宣称男女平等，废除缠足、纳妾、买卖婚姻(100年后的人民宪法再次确认了这些准则)，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政治上平等的地位。这在当时的清廷控制区，甚至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
这也就是说，如果盯住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问题、缺陷，以及洪秀全等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说事，就否认这场运动的革命性质，同样的求全责备其实可以否定全球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1848年革命。
战略导向一错再错
历史学界对于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有着很多共识。比如其早期的几大因素的发酵影响：帮会式权力结构、冯云山的过早陨亡、攻下武汉后没有马上北伐北京而是东征，在攻下南京后没有将主要的革命力量投向对清廷的打击。另外，在定都南京、将之改为天京后，同时排出力量北伐和西征，对于战事的统筹也很不得力。
李开芳和林凤祥等人领军的北伐，当然失败了。但该次北伐非常充分的暴露了清军军纪崩坏、清廷对于中原和华北治理腐坏的现实。被选入太平军北伐军的战士，包括大量的革命早期加入队伍的粤、桂穷苦农民，以及太平军起事过程中陆续加入、斗争意识很强的流民、贫民。北伐时期，太平军的军纪要远远好于清军，这等于不断驻留了朝廷腐败、起义有理的革命因子。《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书中为此感慨指出，“至于无数无名的参加北伐却尸骨无还的太平军圣兵，他们的革命热情和他们对待平民足以因为骄傲的宽仁态度”，被永久铭刻在山东等地的民歌中。
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在西线战场上屡屡给清廷造成严重的战略危机。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罗大纲，等等，这里可以开出太平天国前期一大堆可以称之为“悍将”的将帅名单。清廷长期低劣的地方治理，再加上**战争以来，由于外国商品输入导致的传统经济秩序解体引发的农村经济崩溃，等于不断为太平军贡献生力军。双方的力量对比，某种意义上就等于三国时期曹操阵营与袁术阵营的对决。
但问题是，太平天国错误的选择了定都天京，而上海是列强控制的要点，苏州、杭州、镇江、扬州等地驻防着精锐的清军部队。这意味着，太平天国需要长期在自己的中枢抵挡清军的反扑，以至于屡屡在有机会击败安徽、湖北、江西的清军并巩固控制区的情况下，不得不一次次上演千里回援的剧目，一次次的错失战略良机。
更大的灾难就是天京事变。从杨秀清一族甚至直属部队被集体屠戮，到屠戮扩大化，再到石达开的出走，一连串的自毁，彻底削弱了太平天国打击清廷的能力。更关键的是，这给了清廷新一代指挥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从战争中学习，更好的捕捉太平军缺陷，更充足的征募军队的时间。所以，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和军事操作，其实就已经从之前由一个相对庞大的集团运作，变成了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三人勉力支撑的局面。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这本书不无讥讽的指出，清廷虽然竭力剿灭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但这场运动在南方和北方都撒下了反清运动的种子。包括那些站在太平军对立面，从湖南等地招募的乡勇，日后也将革命精神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太平天国在广东、江西的残余势力在1866年才被彻底剿灭，这一年，孙中山诞生，他日后很爱自称“洪秀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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