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
腊月十五下午，我坐着妻外女夫妇开的车，从苏州吴江回河南老家。妻外女初中毕业，在吴江一个成人学校上班，还办着一些人的出国的事，人都叫她李老师。我家丫头大学毕业，在厂里上班。这又教人想到那个读书无用论。
午夜，汽车进入一个小区，我们一千多里回到了淮滨。这是县城，离我们赵庄还有四十里。这里是她哥哥的房子，几年了，我还没有来过。丈母娘那回来过以后，叫着这个外孙的名字对我说：他混带劲了，在城里买着楼，地上一个灰星没有，宽敞的很！现在，房主人两口子打工还没有回来，连襟在这里住，孙子上学，附近的小学，接送方便。今天妻姐也在，明天小叔子家要娶媳妇了，房子也在附近。外女一家就是为着喜事过来的。
真是穷人命，轿车还坐的不得劲。想在沙发上歪着，屋里没有，只有这几个板凳。他们在忙着做饭，我是不想吃了。看到一个房间里还摊着地铺，脱脱睡算了。没有枕头，就把袄子一卷，放在头底下。睡哪都一样。一会儿，身底下就有凉气上来了。这是中原的腊月。
跟外女叔叔家就说没有亲戚，也是一个村上的邻居，也是赶上了。第二天上午，我随他们过去的时候，赵庄的一些人也在了。我们坐了一会，有人在忙了，还要拖动沙发，婚庆的人要在这里举行一下仪式。有人搂着新开的一大卷红地毯，从楼下铺到屋里，屋里铺几路。一个人说，下次谁用，不用买了。有人看了他一眼：现在都是一次性的，新人上来，一会就收垃圾堆了。
他们呢？我也下了楼。在一个车棚里，我找到了几个赵庄人。他们都伸不开腰的样子，可能是天冷。这个城里，赵庄人有好几户了，大都是年轻人，在城里娶媳妇，还是头一次。这里虽是新地方，我却没有了话题。我不是经常想到村庄，想到他们吗？他们也没有什么话，村庄以外的事，好像见的多了。我们就这样站着，却把要紧的事耽误了。新媳妇到家，红地毯上的仪式，我们都没看着。我们是干啥的，不就是看热闹，喝喜酒的吗？现在，要去吃饭了。
这一顿是正席，原来的饭店不去了，有人领着，我们来到不近的天地人和大酒店。听说，这是县城最好的地方。只穷十顿，不穷一顿，乡下人都知道这个。
大厅里有账桌子，有人在记账、收钱，我过去搭了三百。连襟忙得很，酒水、饮料要管，谁坐哪也管。服务员上菜，他说不中不中，还有好几个人没来。一会儿人家等不急，就上了。连襟吆喝：现在都别动筷子，再等一会！
终于可以吃了。吃上我不在行，别忘了放盐、烧熟了就中。鱼上来了，我吃了一筷子，一下子就吃出了冷冻和储藏，还看到了一垛子在那存着。我当年逮的鱼也都是死了才吃，却没有这味。菜真不少，好几十个，一半都没吃，马上就是需要处理的垃圾了。酒店不这样看，只要有人付钱，整鸡也是垃圾。没啥人喝酒，喜酒很快就吃完了。
我们出来了，歪坐在地上，池子上，晒着还不错的日头。跟在村庄不一样的是，我们面前，摆着四十里路。
韩青说他回去没车坐了，得打的。韩青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那一年他到公社机修厂修柴油机，架子车就拉着我，我拿回了一条车床车下来的铁东西，像弹簧，当钢鞭甩了一年。还一回是到外村一个农户家里给生产队买猪娃，那家就一个女人，男人在外头工作。那时我是十来岁吧。后来读书，老说那时不能搞经济，我就对不上号。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知道，就是不许谁有私心。那一年，比我大几岁的小江把队里的几个玉米棒子插到稻草垛里，等没人的时候好拿回家，有人知道了，韩青就开了会，批判这种损公肥私的思想，他说，小孩子都知道往自个怀里扒，长大了还得了！管人家的思想，有啥好处？现在，离这里几步远的大桥一带，外省拉沙的汽车超限严重，事故频发，交管部门加大了处罚力度，罚款一趟一交，对谁都是麻烦，听说现在可以交“月罚”了。
绍中说韩青，打的咱一辆车。又两个人说，还有我！歪在地上的杜绍中，当年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我妹妹入学，就在他班上。有一点谁都知道，多年不变：五毛钱。这是小学生一学期要交的钱。接送的事，就像天上掉个星星，谁都没见过。这些年绍中就是在接送孙子，去年在家我掀了一下他三轮电动车的帘子，里头一个男孩，该初中了吧。
赵庄在这里买房子的十来家了。没有谁在这里有生意，也没有人在这里上班，包括今天的主人一家，都是在外省打工。反正房子在涨，放这又不吃亏。有人住的，也是老人和孩子。这里的学校近一些，路好一些，接送方便一些。
韩青和绍中都眯细着眼，也不说话。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自己过去的事。我看是不想了。这就好。想也想不明白，人都老了。
谁在家里
去年夏天，我干活摔了下来，断了左臂，人也死过去了，一个多星期才醒。在医院住了个把月，算是好了。腊月半了，我坐亲戚的车回了老家，过年。
这回受伤，听老家的父亲说，赵庄的人都知道。后来我看到，女儿当天就在微博里发了在医院的照片，并说：你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村庄不微博，他们是从哪家的年轻人嘴里知道了，就在村庄传开了。
临走的时候，我这个不抽烟的人，没有忘记把才开口的一条香烟放在包里。回家了，哪能没有串门的。
回来几天，并没啥串门的。好像没有我受伤这回事，好像今年一年我就在家里。虽然我在村里跟一些人见了面，也说到受伤的事。他们都没有忘掉一点：赔了多少钱？
我等待过两个人。想着他们白天即使有事，晚上推开我的门，我让他们坐下来，给一根烟，再倒上一杯热水。过去的夜晚，有时就这样。他们跟我挨着，或者不远。他们过来，我们叙一些家里的事，外面的事。夜深了，要睡觉了，他们起来说，好啊，人又过来了，咱们还能坐坐，就是好！今年，离这里几里远的一个老陈，也在我打工的吴江干电工，摔了，也在我住的医院，两个月了都没醒，花了二十多万，家里人不治了，弄回来还没下车就断气了。这里人可能也知道。
等的人没有来。虽然我们说过几回话，我觉得跟来我屋里，还是不一样。他们只是邻居，比我大十几岁，也算老人了，这些年没有出去。看到他们，就教人想到善良、朴实，想到村庄。他们在家里，这些年也一直在给人家干活。放树，挖坑，砌墙，支模。现在哪个街上，哪个乡下都有人在建房子买。这回我们千里相见，也只是一个打工的见到一个打工的，一个挣钱的见到一个挣钱的。这样的人，天天都见。我给他们派活吗，定他们一天多少钱吗，给他们结今年的工资吗？这些年这些天，打工的只在乎这个事，这个人了。
谁是归来的客，谁是家里的人？
一个朋友过来，我们说着地方上的事。他说，谁（我们都认识）的儿子回来了，一个庄上走动还开车，还踩油门，灰尘大的很。他庄在道路的两边，人经常在路边上。朋友说，你回家开车，窗户不能关，不能快，遇到熟人要伸头说句话，有时还得停车，人下来。朋友的眼光还在村庄里，已经很老了。人家开车回来，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人家清楚，只要没违反交通规则，没碰着谁，你说什么，都是自言自语。
那天吃过午饭，睡一会儿吧。才趟下，父亲就在屋里跟人说话，我赶紧爬起来了。来人是个老太太，拄着棍子。我叫她老婶子，还没坐下，她用打量的眼光看着我：你哥（你）回来了，听说你摔坏了……
老婶子八十多了，一个庄上的，离我家不近。她男人死的时候，小的还在吃奶，一个人把一窝巴孩子拉扯大，一个个成了家。坐了一顿饭功夫，临走的时候，我拉住了她的手。
虽然也有几个人来跟我坐，我却认为，赵庄人来看我的，就老婶子一个。她知道，赵庄今年有一个人在外面有了灾星，现在他回来了。好些年前，为一个儿子的事，她还跟我吵过。旧社会她才长大，这些年人都打工，她又老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老板啥样。她大儿子一家都在新疆，孙子在煤矿上砸死了，四五年了，还没让她知道。这家人真要本事，一个谎言要多少谎言来掩盖。孙子这么长都不看奶奶，连句话也没有。老人这都认了，她还有经受不住的事吗？
现在，正是春运。千万人正在路上。过年回家，是打工者的港湾还是肩上的责任？村庄就是几间旧房子，几个老人吗？老人死了又有老人，村庄还在吗？
我是个爱写点东西的人。说好听点是作家，文学作品。家乡是永远的题材。今天，要是还在赞美村庄，那我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最后的月光
对一个爱写两下子的人，标题也是一种资源。有时它就像一个顺手的老物件，找来找去，就是不出来。
最后的月光。这是一个标题。它在我的面前好几年了。这期间，我使用过好多的题目，却没有动过它。不是我不用，是没有用到。就是说，我没有写，写不出来。为此，我埋怨自己还不是写家，还不文学。有人在文字里就能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这个题目不是来自书房，来自诗兴大发。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那个晚上，九十年代末深秋的一个晚上。农户的麦子差不多都种上了，有的已经出苗。地虽是一户一绺的，却看不到啥界限，都是手扶拖拉机和牲口耙好的麦地，平展展的，无边无沿。这个时候，月亮出来了，一人多高，昏黄的光铺在昏黄的土地上。我们一家人正在乌龙港边这样的麦地里拾红薯片子。父母，妻子，小孩都在。红薯片子拾完了，装了一架子车，我拉着回家。不热不冷的天，哪里都是月光。车袢搭上肩膀，我又扶着车把四下里看了一圈。依依不舍。像是一个扯不清的女人，背对着我，越走越远。
农人在月光下面干活，真不算个啥事。不管是哪个晚上。可是，这晚上的月光有一天就忽然印在了我的心里，不可复制。这是我乡村生活的最后一场月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了。村庄上的人，出去的也差不多了。我还在家里。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听了好些年，它又在耳边回响——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二十年已经到了。
我不止一次地写过这样的句子：2000年，在世人欢呼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的时候，我走出那个沉寂的村庄，成了一名外地人。
这是一种表达需要，是为了突出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实际上，在这一年前我就出去了。就是这个月光的晚上，我把装着红薯片子的车子拉回家以后。其实，好几年前我就出去过一次，也是在现在的吴江，一个叫庞山湖的村庄。那是正月，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趴了二十几天。没有活，不能死啃，我跟一个老乡扛着铁锨，拎着袋子出去了，到周围稻田的水渠里乱挖，看有没有泥鳅、黄鳝。还真有。吃不完，就卖。终于没有找到活，只好回家。卖黄鳝的钱也够了路费。到安徽阜阳下了火车，我跟着别人走了两步火车道，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过来，说我们违反了规定，罚款十元。我给了。现在看，这是有人在想办法跟外地人弄钱。这成了今天的常态。这段经历，几年后连襟跟人说，我那年出去没有找到活，挖黄鳝卖点路费才摸回来。连襟是个文盲，他那话音，我的高中是白上了。回到家，妻子正在本村的姐姐家忙活，大外甥十二岁，二月二剃毛头，有客。看到我妻子一声没吭。晚上跟我睡一个枕头，她说，这二十天咋这么长呢，像几个月了！结婚七八年了，我俩头一回分开。
我回来了，父母、妻子、孩子、一头老牸牛、十几亩地，一样不少。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家里不是少，外面是多。这个多，引诱着庄稼人。一到开春，就有人背着瘪塌塌的包袱下了车，别人一看就是有人打回头了。这人自己也是笑笑，呵呵，没有找到活。
第二天，我就掀掉袄子，和泥搭了一个池子，填了牛粪。街上二月十九逢会前，埋了一池子红薯母子（育苗）。
两年以后，离我们不远的姐夫姐姐也出来了。他们在上海的长兴岛包了橘子园里的活。姐夫还跟人伙买了一条木船和鱼网，抓螃蟹苗和鳗鱼苗。听说，油坊（他们庄）人都找到门子了，混钱的很。那一年夏天姐回来了，看看亲戚和孩子，两个孩子还在家里上学。这一趟，她临时决定，让几个小四轮拉了盖一处房子的红砖，垛在宅盘上，一大片。乡下人知道，钱到手里是留不住的，只能把它变成东西。今年是砖，明年是瓦，后年是木料，再往后是工钱。房子就起来了。四十来岁的姐这一趟回来很有成就感，这说明自己既不穷，又当家。她这回手里也没带钱，是跟人拿的。亲戚邻居也没有谁阻拦。打工不会打一辈子，哪里再好也不是家。兔子跑三坡，跑来跑去归老窝。乡下人驴毛杂姓，各说各的话，在家乡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三年以后我也终于出来了。还有妻子。已经十八年了。和这个农民种地一样长了。跟当年不一样的是，外面不是多，家里是少。一个庄的地都给你种，也是少。钱少。卖力气是肯定的，你不能选择。扫马路也不能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