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邻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我们叫他贵叔。
贵叔长着一副书生气。他有一米七的高挑身材，单瘦单瘦的；他衣着打扮十分讲究，一年四季都是干干净净，每件上衣左胸口袋上时常插着两支钢笔；他一头花白的头发齐刷刷往后背着，露出爬上三两条蚯蚓似皱纹的额头；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宽大的黑框深度近视眼镜，把眉毛和眼角的鱼尾纹都遮住了；他尖尖的下巴，养着一撮三寸须的花白山羊胡，还不时地用手捋着。
贵叔算是我们村有文化的人，虽然他这生中没进过高中的门，但不论毛笔字还是钢笔字都写得特别好，十村八寨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写对联写书文坐礼台什么的，他有求必应，他这一干就三四十年了。每次去主家写字，贵叔都带着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等到摆好书案，备好纸墨，他才小心翼翼地慢慢一层一层解开包裹，那动作是那么的虔诚，眼神那么的专注，神秘揭开时，才知道包裹里是一个很旧很旧的普通文具盒。小时候，每当看见贵叔和他那么爱护那旧的文具盒，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这次回家看望父母时，才了解到。
那天，我与父亲在院里闲聊，看见贵叔夹着包裹从院门外走过，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贵叔身上来。
我从父亲嘴里知道，贵叔那文具盒是当年他读初一时参加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得的奖品，是一等奖。那时没有奖金，只有一支钢笔和一个文具盒外带一张奖状。获奖后，学校校长特别高兴，特批贵叔在学校一个月吃饭不要交伙食费，并要学校最好的语文老师个别辅导贵叔。贵叔从此与作文结缘，其他科目勉强学习。贵叔也不负众望，两年初中，多次参加各个作文比赛均获头奖，考高中时，县一中指名道姓要贵叔免考直接就读。
可是贵叔辍学了，原因很简单，家里穷。那年代是靠工分吃饭，贵叔父亲长期卧病在床，不能参加劳动，挣不得工分，家里七口人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分，年年欠款月月缺粮。十五六岁的贵叔，只好天天跟着大人们下地劳动挣工分。生产队长看他年纪小，又有文化，照顾性地让他当生产队记工员、粮食保管员等轻松的活儿。但贵叔一直没放弃写作，他利用空余时间，天天写作。农闲时上山挖药材、捡干柴到集上卖，得钱就买笔墨纸张用来写作。他把写作当着一种乐趣，自娱自乐，那时，他还不知道他这些文章可以投到报刊杂志，他一篇一篇收到自己读书时用的木箱。这样几年下来，贵叔写的文章整整两木箱。他爱文如命，未经他许可任何人不得碰他的文稿。有次父亲随手拿两张稿子纸准备去引火烧饭，被他看见了，就忙抢回来，一双鼓得大大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父亲，怪吓人的，若是别人，估计他会撕了那人。贵叔知道，再气也不能动手，因为是他尊敬的老人。
就这样贵叔一直守着这些文稿多年。直到一次遇到当年辅导他写作的语文老师，老师鼓励他把文稿投向报刊杂志，还给他二十元让他去买邮票和信封。从此贵叔就经常投稿到一些文学刊物和当地的社团办的小册子，当地的报纸、广播站等。经过他不懈努力，他的作品终于陆陆续续上了报刊和文学刊物，县里的一个文学社也约他加入，他在当地有了小小的名气。当年辅导他写作的语文老师，向校长激烈推荐他到学校代语文课，贵叔也就当一回老师了。
贵叔一向不拘言谈，好好的一肚子知识，就是讲不明白，绕来绕去自己也糊涂了。一个学期下来，学生教不好，自己也再没时间创作。他思寻自己既然“当不得牛就别误别人的春。”期末他向校长提出辞职，校长看到这些情况，就答应了他。第二个学期开学后，他没去代课了，结束了短短一个学期的教师生涯。
回到家里贵叔一边劳动一边伏案创作，一篇篇作品被采用，稿费汇款单像一片片树叶飘进他的家中。
没多久，乡政府一个干部来到他家，说要聘请他去乡政府文化站上班，政府干部讲文化站就是做写写画画的事情，很适合他。他答应试试看，第二天就打起背包去乡政府了。在文化站里他除了写作，还经常出宣传栏、黑板报等，写新闻通讯宣传乡政府的各项工作，有时还帮助政府办公室写些工作总结，典型材料。照贵叔的口气说，在文化站里，虽然苦了点，但学得比较多的知识。
在文化站两年里，贵叔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五篇纪实文学和多篇散文、短篇小说。由于身份的原因，两年后，人事制度改革，贵叔又打起背包回到家里，安安心心在家成家立业，盘儿养女。贵叔也很少有时间来写作了，但只要农闲，他都断断续续写些反映家乡变化的短篇小说、诗歌、小品、散文等作品间或帮乡邻写些书文对联。
贵叔这一生的写作之路，起于一个作文比赛的奖品——文具盒，一生坎坷，有高潮，有低谷，但他坚持写文的意念一直不休。现在，他不再和别人谈论以前他风光的时候，也不纠结于这样的结局，他还是平平淡淡地生活。
贵叔的文具盒，是他写作起点，更是他写作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