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包饺子,蒸年糕,打灯笼,放鞭炮。”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一首儿歌,也反映了我们小孩子对过年的盼望。小时候“过年”很吸引人,不管吃穿,也不管文化娱乐,都比现在的“味道”浓得多,热闹得多,丰富得多,参与的群众也多得多,特别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就是一种奢望,一种享受。 年味是从春联和年画开始的。一入腊月,家乡就热闹起来。走乡串户做生意的,买卖年画和春联的,特别是腊月二十三过了“小年”后,二十四掸尘扫房子,二十五推磨做豆腐,二十六杀猪割年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蒸馍炸麻花,二十九洗澡办酒席……一下子打破了乡村平静,带来了浓浓年味,特别是除夕那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房门上、就连喂牲畜的猪圈、牛圈、羊圈、鸡圈都贴上了红彤彤的大红春联,它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红了乡亲们的心! 鞭炮声声辞旧岁,声声鞭炮迎新年。一旦时针走到了0时前几分钟,家家户户就噼里啪啦的响起鞭炮,蹬——巴——蹬——巴的响声双响炮,直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一家接一家,一鞭连一鞭,此起披伏,震天震地,整个村子的天空上都成了花的,彩的,亮的,红的……。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们在睡梦中被妈妈叫醒,一醒来,就穿新衣,戴新帽,一切装扮停当后,我从枕头下拿出压岁钱,再给妈妈要来馄饨锁,拿到大院中去烤柏枝火,然后戴在脖上,吊在胸前,去吃大年饺子。饺子中有妈妈包进去的几个铜钱,谁吃到就会“财运亨通”“年年发财”。饭毕,我随着父亲到巷里向"自家屋”的老人们拜年,也就是磕头,作揖,祝福,这不仅是一种礼节,而且是一种敬老孝老的宣言! 拜年归来,我选择了打蓝球。桃存,宗娃,经定,二小……已经到了,一进场,我就大喊:“传过来”,他们传了,我也接了,而且进了,是个“开门红”的,我哈哈大笑……一场下来,我汗流浃背,满面通红,却神采奕奕,神清气爽。 年关的文化气息也非常浓厚,社社(就像现在的生产队、居民组)都有锣鼓和秋千,特别是西巷还有特制的“过梁”。“过梁”近似秋千,但又不同于秋千,它的支法和秋千相同,但梁上不系麻绳,而是装着一个“日”字型支架,支架两端再挂着两个小秋千,上下轮回,使爱玩者兴致更浓!锣鼓,也是社社有,谁来谁敲,直敲得震耳欲聋。你看那个鼓手大伯,手执两条鼓槌,不停气地在鼓面上上下翻飞,速度之快,犹如闪电,精彩绝伦;再看那个拍钹高手,一会儿把钹举过头顶,一会儿把钹放在脚下,随着铜钹的不断变化,系在钹上的红绿彩绸也上下翻舞,直看的人眼花缭乱。名目繁多的诸多曲调,直把孩子们敲得笑了,把姑娘们敲得乐了,把年青人敲得兴趣上来了。 庄巷还有一支高跷队。他们集中在大场上,站在高跷上练习走路,练习跌八杈,练习在桌子上打滚……练习中有的跌倒了,爬起来再练;有的受了伤,轻伤不下火线。练成后,他们再穿上戏装,如三打白骨精,三娘教子,白蛇传,天仙配,水浒传……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身份不同,造型也各异,看得人乐不可支。 家戏,也是家乡不可缺的年关文化活动之一。童年时代的春节,我们村年年闹家戏,一入腊月,那几个爱热闹的人就聚集在关爷庙里排戏,演唱声,乐器声整天整夜不绝于耳。一到大年初一,就拉开了家戏架势,一直唱到正月初五,再从十四唱到十六。不知道是因为那时的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还是我们村里的人特别爱看家戏,小伙们总是从腊月二十七八,就背上凳子、椅子,有的还扛着粗椽细檩,到台子底下为老人们和屋里人抢占位子。杨老六爱唱《火焰驹》,人没出场,就喷出一股火焰来……;马乱心,身材魁梧,唱腔洪亮,直唱得台下鸦雀无声;王典桃爱唱《骂殿》,骂得声色俱厉,淋漓尽致……;孙二女,是个爷们,却扮演魁角,那碎步儿就象水上飘,那扭捏劲直逗得人哄然大笑……那时的演出,演员们没有报酬,图得就是一种畅快和与民同乐,根本不同于现在,没有钱就不干! 张嵩村的狮子上天桥,是周围村庄的绝佳节目,我们必看无疑。 所谓“天桥”,就是一根高约12米的木杆,上系4条麻绳拧成的钢丝股绳索,各挂五色彩旗,顶部放着一张四腿朝天的方桌。“天桥”两边,各有两条绳索斜着接地,既是固定“天桥”的,又是“狮子”攀缘之路。由于高耸入云,大有不寒而栗的刺激之感。在欢快的锣鼓声中,两只“雄狮”在两位武士的引逗下,时而耀武扬威,时而伏地静卧,时而抖毛抓痒,时而追逐嬉闹,或做戏球、扑球、捉球之动作。而两位武士则引领狮子爬上绳索,直攀“天桥”。扮演者动作敏捷、轻如飞燕,蹬绳索如同平地,而且不时表演后空翻、单小翻、爬虎等高危动作,有时竟头下足上,飞速下滑。当两只“雄狮”爬到“天桥”顶上时,又要在方桌的四条腿上翻跳腾挪,做各种惊险的表演。 回忆儿时的年关,“年味儿”很浓很浓,文化活动也很多很美,而现在,年味却淡薄了,文化活动也少了,群众性也不强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能正视现实,改变现状,于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加强精神文化建设。
儿时年味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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