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如今在余明然先生的积极参与下已渐成气候，特别是在他独立创办大型会刊《鄱阳湖文学》之后，形势已变得蔚然大观，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但余先生不忘初衷，不想居功自傲，曾经多次约我写一篇与该会有关的文章。我思忖多时，觉得还是写一篇为好：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也算是对往事和故交旧友的一种缅怀吧，于是就决定写一写这个研究会的“由来”。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前身是“鄱阳湖文学社”。
鄱阳湖文学社于1987年秋成立，并在县民政局注册登记，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但想到当时成立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当时的发起人是董晋先生和张一锳先生。
成立时的成员共8位，他们分别是：董晋、张一锳、杨廷贵、杨喜平、李险峰、曹达福、詹幸生、詹幼鹏。
——尤为可惜的是，这八个人当中已经有张一锳先生、杨廷贵先生和詹幸生先生三位故交，先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我除了要对他们表示深切地怀念之外，还要尽己所能，通过这篇文章，客观地再现鄱阳湖文学社创建和发展时的那段艰难历史，以彰显他们三位对都昌县当代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鄱阳湖文学社成立的背景很偶然——当时，在都昌县有一个鄱阳湖诗社（现在好像是改称“鄱阳湖诗词协会”了），是一个由老年人和退休干部组成的文学社团。据后来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董晋先生当时是鄱阳湖诗社的成员之一，他在社里很活跃，经常和外县的诗友开展交流。有一次，修水县的老作家匡一点先生给鄱阳湖诗社寄来了一封信和一些诗作，信封上赫然写的是“董晋社长收”。因此，当这封信以及这样的字眼出现在鄱阳湖诗社办公桌上的时候，自然在诗社内引起了一片哗然。原因是董晋先生当时并不是鄱阳湖诗社的社长。于是，非议之词就自然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董晋先生便离开了鄱阳湖诗社。而后，他找到了张一锳、杨廷贵和我们这些当时在县城小有影响的文学青年，提议创办一个鄱阳湖文学社的构想。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学热”时期，我们这个小县城当然也不例外。于是，我们这些人就一拍即合，鄱阳湖文学社算是成立了。
鄱阳湖文学社当时的办公地址，是设在都昌县农机厂的仓库（现在已经拆除，盖成了“景程新天地”小区），直到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鄱阳湖文学社的牌子还是挂在那里。因为当时张一锳是县农机的仓库保管员，后来又承包了那个仓库，所以那里就成了文学社办公聚会的地方。仓库里面很大，平时除了一些开拖拉机和小货车的司机来买买零配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来往，便也很安静；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仓库里总能找到一些酒来，全都是一些想讨点便宜的司机们送给张一锳喝的。可张一锳本人又不喝酒，他就东丢一瓶西丢一瓶的滚在地上，经常让杨廷贵和我们给寻了出来，就着花生米、猪头肉来大快朵颐。
文学社成立了，决定出版一份铅印4开4版的《鄱阳湖》文学报。当时的分工是：董晋任文学社社长，张一锳任《鄱阳湖》报主编，杨廷贵和我任副主编。八个人全部为《鄱阳湖》报各版的责任编辑，两个人负责一个版面。现在我只记得杨喜平和我是第一版的责任编辑，其他各版的就记不大清楚了。
《鄱阳湖》报创刊号的刊名是钱昌照先生书写的“鄱阳湖”三个字。钱昌照先生当时是全国政协**，全国诗词协会的会长。“鄱阳湖”三个字是董晋先生请他写的。《鄱阳湖》创刊号是在当时的都昌县印刷厂铅字印刷的，四版都套上了浅绿色，象征着浅绿的鄱阳湖水。刊头和里面的插图均出自杨廷贵之手。报纸出版后，一片淡淡的绿意，图文并茂，看上去很舒服，也很和谐。
这应该是都昌有史以来，最正规的一张民间文学小报。后来，文学社在县民政局登记备案了，并且向九江市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了一个“内刊号”（赣九内出87001号）。这个“内刊号”直到今天还一直在用，薪烬火传，一直断断续续沿用了三十多年。
鄱阳湖文学社当时的主要文学活动，就是办好《鄱阳湖》文学小报，另外就是结交有文学爱好的社会青年，指导他们搞搞文学创作，或者是到一些中小学搞搞文学讲座，对都昌县当代文学事业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从第二期开始，《鄱阳湖》文学报的刊名就换成了贺敬之先生的手迹。“鄱阳湖”三个字是用毛笔写的行楷，竖写在一张二寸宽的宣纸条上，也是董晋先生请贺老写的。贺老当时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和诗人，能请到他亲笔题写的刊名可真不容易，由此也可见董晋先生是下了一番狠工夫的。不过当时把钱昌照先生的字换下来，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够意思。于是在1988年钱先生逝世时，大家就在《鄱阳湖》报上写了一些纪念性的诗和文章，表示内心的悼念和歉意。
《鄱阳湖》文学报是不定期出刊的，办了四、五期之后就面临停刊的窘境，原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文学社刚成立时，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张一锳个人提供。那个时候出版一期报纸，光印刷费就要三四百元，还要向外邮寄的邮费。当时邮寄不是按“印刷品”计费，县邮局是按超重的普通信函计费，邮寄一张报纸就要一元六角钱。结果每出版一期《鄱阳湖》报，总的开支少不了五六百元。要知道，那可是三十年前的人民币。结果几期下来，张一锳也不堪重负了。
大概坚持了两三年，为了让《鄱阳湖》报能支撑下去。社长董晋就提议，谁搞到了钱，谁就当主编。这时，就有个叫做陈永林的文学青年自告奋勇出来当这个主编了。陈永林这个人当时虽然是个社会青年，但对文学非常热衷，也很有才华，更有运作的谋略，结果他就出钱当了几期主编，出版了几期《鄱阳湖》报。后来我私下问他这钱是怎么来的。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是靠“卖版面”得来的费用——原来，他把《鄱阳湖》报的第二、三、四版3个版面都卖给那些想发表文章的作者，一个版面收人家一百块钱，那些想发表文章的作者就可以发表一整版的文章。这样每一期他就有了300元的收入，然后留下一个版面来发表自己的文章，而且还当了报纸的主编，影响力自然就上去了，真可谓名利双收哇！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县委宣传部出面干预来了，陈永林的主编也当不成了，《鄱阳湖》报又面临着停刊的危险。至于宣传部为什么出面干预，据陈永林后来对我说，是社长董晋跑到印刷厂去大闹了之后又跑到宣传部“告状”去了——陈永林虽然没有当成《鄱阳湖》报的主编，但由于有了这段时间的历练，他的创作水平却提高了不少。几年后他也去了南昌，在微型小说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终于成了全国知名的微型小说作家，现在已经是省城南昌某知名出版社的副主编了。
最后还是张一锳先生出面来收拾残局，他又自掏腰包当主编，把《鄱阳湖》报断断续续办了几期。到了这时，鄱阳湖文学社几乎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这些副主编和责任编辑已经没有什么事了。1995年秋天，我离开都昌去了南昌，到江西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去了。在我之前，杨廷贵也到大港造纸厂当厂长去了。两年以后，杨廷贵也去了南昌，到省文联的《创作评谭》做编辑去了。当时《创作评谭》是梁琴先生在负责，她是时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洪亮先生的夫人。梁琴从洪先生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希望我过去协助她工作。但是我当时还是很看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自己又一直在搞小说创作，就不想挪窝，同时想到杨廷贵平时喜欢写写评论文章，有一定的功底，就推荐他去了。
随着我和杨廷贵的先后出走，其他的一些文友们因工作的需要以及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去了，鄱阳湖文学社差一点就成了都昌文学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幸好后来还有董晋、张一锳等人的坚持，又有邵徽栋、余明然、许明亮诸君的继往开来，将鄱阳湖文学社改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才让这个文学社团凤凰浴火，涅槃重生。
以上就是我关于鄱阳湖文学社创建时期的记忆。由于时过境迁，纰漏在所难免，但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人到老年，当年的情绪已经归于淡定，褒贬臧否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行文之目的只是想尽量还原事实的真相，给后人一个客观的交代，如此而已。不当之处，敬请任何人批评，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二
应“鄱阳湖文学研究成果陈列馆”的建设需要，同时，我亦是想借此机会来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这走过的三十多年艰苦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梳理，便多次恳请詹幼鹏先生，能够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来，就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历程撰写一篇回忆录式的文字，目的是想借此还原一下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真相，并以此为据，作为长久的纪念。
詹幼鹏老师不仅是都昌老一辈的作家，亦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前身，原鄱阳湖文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还出任过都昌县的第二任文学作者协会主席，算得上是都昌县文学艺术界的元老级大牌人物了，而都昌县文学作者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则是由原鄱阳湖文学社的社长董晋先生来兼任的。
之前，我已经认真拜读了詹幼鹏先生撰写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的上半部分，也就是说，他只是就他自参与鄱阳湖文学社的发起、成立以及后来参与编辑《鄱阳湖》报的工作进行了梳理与回顾，时间上只到1995年夏为止。而我便要按照他的思路，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自1995年以来，一路走到今天的苦涩旅程，作进一步的梳理，故此，我便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贸然地将这篇文章的总题目改成《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及现状》，以飨各位关心和帮扶过研究会的人们以及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们，也算是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的发展与振兴做一个适当的交代，并借以告慰自己的一己之心！
1995年夏天，詹幼鹏先生便离开都昌去了南昌的《百花洲》杂志社做了专业编辑，1996年，杨廷贵先生随之亦去了省文联的《创作评谭》做了编辑，研究会的其他的一些人员，也由于工作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相继离开了鄱阳湖文学社，从表象上来看，鄱阳湖文学社近乎到了瘫痪的地步。虽然如此，但鄱阳湖文学社的工作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影响，鄱阳湖文学社的工作仍然由原来的董晋、张一英、詹幸生、曹达福等人在继续做下去。1998年，张一英先生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及《鄱阳湖》文学报编辑部移到了他新建在都昌县城县府路上45号的二楼办公，随之，又因为有了许文华、郭继恩、吴德铭等老作家的积极参与和推动，研究会又逐步地将工作给恢复了过来，并由张一英先生继续主编研究会的会刊《鄱阳湖》文学报。2002年，张一英先生又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及《鄱阳湖》文学报编辑部迁到了他新购置的，位于都昌县城万里大道西边的加工城中30号的铺面内，拉开了架势挂牌作业，其时，老作家许明亮先生等一批都昌文艺界人士，亦适时地加入到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行列，给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据老社长董晋先生介绍说，鄱阳湖文学社自1985年注册后，经过近两年时间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于1987年宣告正式在都昌县城成立，并同时创办了会刊《鄱阳湖》报，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实践之后，为了使鄱阳湖文学社能够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使鄱阳湖文学社的事业更上层楼，董晋先生在与一众同仁们会商后，于2002年秋天，去都昌县民政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处对“鄱阳湖文学社”进行了更名登记，将过去的“鄱阳湖文学社”正式更名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新任会长由原鄱阳湖文学社社长董晋先生接任，至于副会长及理事会成员当时都有哪些人在担任，我就不清楚，这有待于在以后的时日里再去搞个清楚明白，而后再行补录不迟。不过，据我了解，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鄱阳湖文学研究会除了编印那个《鄱阳湖》报之外，还积极在环湖的县市区带头倡议和创立了第一个专业性的大型文学论坛——鄱阳湖文学论坛。
2004年，时任都昌县委副书记的吴德春同志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并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同年10月，由吴德春同志牵头，带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同仁，商请时任省文化厅的李厅长，在环鄱阳湖地区成立了鄱阳湖文学论坛，同年，由都昌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主导，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承办的“首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都昌东湖宾馆隆重召开，来自鄱阳湖周边5市16个县、区联办的首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都昌东湖宾馆召开。来自省内外的文化部门领导、专家、学者、文学爱好者70余位代表与会。会议探讨了鄱阳湖文学的形成、发展、成就、走势。代表还就鄱阳湖文学是否已经形成完整风格、如何继承和超越传统、如何应对市场冲击等论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代表认为，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如此大规模文学论坛的召开更显得非同寻常。
会议决定，鄱阳湖文学论坛将每年举行一届，第二届将于2005年10月由新建县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接力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