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侗族博物馆，我看到了一个久违的物什：扬谷器。同行者多不识之，我亦快四十年未见它了。
里下河农村通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在当时就是一件充满神秘色彩的大事。在此之前，人们对电的认识可以用一片空白来形容。通电伊始，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是谁用什么方式点亮了灯的？为什么电灯点不着香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电的了解慢慢地加深，电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
机米厂就是电力在农村应用的一个典型，它让农村在粮食加工方面产生了质的飞跃。这里的人们习惯把用电加工粮食的地方叫着机米厂，米厂则是对公家专门加工粮食的地方的专称。米厂差不多一个公社一个，而机米厂每个村都有。
我们村的机米厂在村北头，离村子大约两三百米远，四周无房，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是一个综合体，机米厂和排灌站二合一。排灌不是每天都进行的，排水通常在每年的梅雨季节或发生洪涝，才将内河的水往大河里排。而灌溉是常事，一年之中差不多有三个季节要打水，只有冬天不需要。
村里人把灌溉叫做“打水”，这个排灌站真有用，全村大约有一半的大田要靠它打水。每次要打水了，负责开机的都要沿着灌溉渠转一圈，防止有孩子在水渠里玩耍。我比较喜欢看打水，每每看到一股水流奔涌而来，看到那白色的欢乐的浪花，心里总充满了欣喜。
机米厂的主要功能当然是机米，在我们村还没有机米厂之前，加工粮食应该是到公家米厂。而再之前如何加工粮食，我没有探究过，也就不甚了解。机米厂刚开张时只有两大功能，机米和夹糠。镇江作家龚舒琴说她东乡老家的方言中有很多动词很动人，我深以为然。我们的前辈在劳动中不断地创造着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养。仅以机米和夹糠为例，虽然都是在机米厂内进行，稻去壳称为机米，而草粉碎叫着夹糠，凝练而传神。
机米厂为全村的粮食加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吃米，猪吃糠，都没有了后顾之忧。然而，在里下河农村通电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差不多有一二十年），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停电。那时候发电渠道单一，发电量有限,为保证农业生产，必须对有限的电力进行调配，因此，停电就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农村家家烧大灶、吃河水、点油灯，停电并不能影响人们日常的吃喝。对农村家庭而言，停电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粮食加工。
停电通常都发生在白天，来电则在半夜。农忙的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停电，粮食加工只能在夜里进行。为了能及时加工粮食，不浪费来电的时间，需要加工的人家就要让人到机米厂等电。在村里，等电比较多的是家里人口多或养猪较多的人家。我家是二者兼而有之，除了全家七口人，家里还养了一头婆子猪（我们那里把老母猪叫着“婆子猪”）和一两头菜猪。菜猪得大半年才能出圈，而婆子猪一年生产两次，因此所需糠量甚多。青、壮劳力去等电的很少，去的多半是半大的孩子。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白天要劳动，妹妹年龄小又是女孩子，不合适，为此，我便成了家里等电的不二人选。
在我们村里，等电最多的有两个人：我和一个名叫“果来子”的钱姓老汉。果来子应该是他的小名，他的大名我不知道，一村人都叫他果来子。他当时五十多岁，矮壮，敦厚，一脸花白的胡茬子，显得很和善。可能是我们两家的情况差不多：人多、养婆子猪，因此，两家粮食加工的周期也几乎相同。很多次，我家把稻子和麦秸运送到机米厂后，都能碰巧遇到他。次数多了，我们就干脆结成伙伴，搭伙等电。
他舍不得让他的孩子欠觉。
每到等电的日子，晚上八九点钟，果来子就会拎着马灯走到我家门口喊我。其实，我有一只手电筒，路上照明没问题。他主要是担心我害怕，因为在去机米厂的路边有不少的坟头。大忙季节，白天的劳动强度大，我们会摊开机米厂内的干草眯一会。果来子太困了，他好像才躺下，呼噜声便喷薄而出。我呢，常常躺在靠墙的内侧伴着他的呼噜想一些莫名其妙的心事，或是透过窗户看天上的星星不时地明灭。其实，等电也不是每回都能等到的。农忙时节，有时一连十来天都等不到。每碰到这种情况，果来子都会叮嘱我第二天再来，我俩对彼此一起等电都习惯了。
电来了，我经常不知道。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被果来子叫醒的。我睁眼一看，往往米是米、糠是糠，他都已帮我加工好了。如果不太困，我也有自己醒来的时候。机米、夹糠都被果来子包了，我干得比较多的是用扬谷器（村里人叫它“风箱”）风米，其情其景，四十年犹历历在目。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久，我就离开了家乡。一晃，几十年了。我不知道村里的机米厂是否还“健在”？但那个和我一起等电的老人已归道山了。我听说，有一年大年三十，村里有个老人倒在茅缸里淹死了。果来子二话不说，赤脚跳到河里，把那个冰冷的身体用河水洗得干干净净。他说，要让死者清清爽爽地走。
离开家乡后，我只见过果来子一次。在有一年我回乡探亲的路上，我遇到了他。数年不见，他不好意思叫我小名了，只称呼我“老朋友”。他问我什么时候再一起等电？我笑着说不出话来，眼里却已分明地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