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中学教材里有一篇清人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其中写道：“书非借不可读。”我觉得很有道理。毋庸讳言，我是一个教书的，却很少买书。但想看书，再也不用像当年的黄生那样，几多辛苦。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里，有的是，想看啥看啥，愿借哪本借哪本。
前些年，暑假后开学，新生报到注册时，都要交一张照片五元钱，办理一本图书借阅证。平时每个学生一次可以借一本，一般周期定为三天。老师一次可以借三本，时间上也可以宽松些。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图书管理员都很忙。最近这些年，随着电脑的普及，尤其是手机功能的开发，电子阅读成了一件简单易行的事，先前的那些办法和场面都不见了。
放假前，我无意间走近了学校大门外的一个书摊，各种教辅资料和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杂志，琳琅满目。靠书摊的一头，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稍厚的书。我靠近一看，大多为名著或时尚。除了传统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之外，还有余秋雨和莫言等现当代名家的一些书。我从中抽出了一本，没想到竟然是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围城》曾经热过一阵子，书我读过，电影我也看过。
钱先生学贯中西，不愧为大师级的人物，他的书不但内涵丰富，知识性强，而且语言幽默、有内蕴，我非常地喜欢。特别是钱先生的那种“姓钱不爱钱，钟书即爱书”的精神，我不但欣赏，也很感动。看我拿着翻阅，年龄还像个中学生的摊主笑笑说：“这绝对是正版，以前都卖二十多呢。老师您要，我只留您十块好了。”
摊主年龄不大，可深得经营之道，两句话就让我这个读书又教书的有些动心了。我深知经典的魅力是永恒而持久的，《围城》是钱先生的代表作。我不太在意书是否盗版，我相信现在的科技，“科隆”一本书还是小菜一碟，无论是装帧还是内容，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况且正如有人所说，盗版除了对作者不公平和扰乱图书市场外，对读者还是有利的，最起码价格上要便宜得多、公道得多。
我付过钱，把钱先生的“心血”夹在了腋下，带回到了家里，随手放在了床头的小柜子上，想随时看看，修养身心。我身体不太好，糖高了多年，一直在吃药。正是早起吃药的时候，一不小心，我碰着了那本《围城》，猛地一抓，书滚落了下去，手里却留下一张书皮儿。我赶快捡起书，《围城》硬硬的书皮还在。我再仔细一看，拿在我手里的，原来是包在书皮之外的书套。书套印刷精美，上面不但有书名、作者、出版社，还配有生动鲜明的图画，折页里是整本书的梗概性介绍。
我上下前后仔细地对好，轻轻地合上了书皮，静静地看着手里拿着的书本。猛然间，我想起了当年奶奶给我包书皮儿的情景。那是三十年多前的事了。我刚上小学，学校便发了新书。背着个花书包，装着刚发的、还带有油墨香味的新书，放学回家，我非常地高兴。一进家门，我就大声地喊道：“爷爷，爷爷，快来看，我发新书了！”一边喊着，一边从花书包里掏出新书，双手捧着，跑向了小西屋。爷爷闻声从屋里走了出来，一下子把我举得老高，笑着说：“大学生回来了，让我看看新书。”
说着，爷爷亲了亲我。然后，把我放下，接过新书，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人怕没脸，树怕没皮。书皮就是书的门面。回头我给你找张牛皮纸，让奶奶给你包上，读书人要知道爱惜书。”爷爷当年读过书，解放前曾经做过一段私塾先生。爷爷一辈子，虽然没有从书里得到什么好处，可他对书却还是痴心不改。我知道，爷爷一向说话算数，他承诺过的事情，很快就会兑现。果然，不久，爷爷便给我找了一张大牛皮纸。
一天，吃过晚饭，奶奶叫我把书拿了过去。只见她在牛皮纸上横竖比划了几下，很快就像剪鞋样一般地剪下一块。奶奶还好像不放心似的，将剪下的那块牛皮纸又对著书本比了比，在靠书的顶端和下方的牛皮纸上，分别剪下一绺，上下开了个小口。然后拿起书对上，沿著书的边缘，把牛皮纸对折，边角交互地叠压。奶奶折叠好了一面，反过来再折叠另一面。那专注的神情和细心的程度，绝不亚于她剪纸和绣花。
记得当时，新发的书本并不多，只有两册，一册是《算术》，一册是《语文》，但它们的大小和厚度相差无几，肉眼是很难辨认出来的。奶奶先给我包的是《语文》，接着又按照先前的套路，给我包好了《算术》。等两本都包过之后，奶奶把两本书一反一正、一上一下合在一起，放在了小西屋门前的青石板上。我知道那块青石板是奶奶常年捣衣用的，平平整整，光滑而又明亮。书放上去之后，奶奶在书的上面加了一块薄木板，在木板的上方，又压了两块半截青砖。
等我第二天上学的时候，两本书都压得整整齐齐，板板正正。新包的牛皮纸书皮，平展洁净，棱角分明，好像新年的盛装，连一点点的褶皱都没有。奶奶让我在书皮的折页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因为两本书都是新包的牛皮纸书皮儿，大小款式又都一样，为了从书包里拿出时识别方便，奶奶便别出心裁，利用自己的一双巧手，剪了两幅剪贴画。奶奶说：“天上飞的是鸟，地上跑的是兽。我给你剪一只‘花喜鹊’，贴在‘天文’数书——《算术》上。再给我剪一只‘小白兔’粘在满是文字的《语文》课本上。”
上课读书的时候，双手捧着带有奶奶亲手剪贴图画的课本，抚摸着硬硬的牛皮纸书皮，看着别人投来的羡慕的目光，别提我心中有多么的高兴。记得当时，我读书的热情很高，背书背得也比别人快。为了保持书面的整洁，我将生字，生词一一地抄写在练字本上。我清楚地记得，小小的练字本，大都是“田”字格或“米”字格，每个字我都抄写一行。不但爷爷奶奶夸我，老师也多次地表扬了我。我自然是非常地高兴，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后来，每当发了新书，爷爷都给我准备了牛皮纸，奶奶都如法炮制般地给我包上，而且不厌其烦，每次都贴上了那好看的“花喜鹊”和“小白兔”。岁月悠悠，时光如水。爷爷和奶奶先后都离开了我们，可我却养成了新书发下来后立即包书皮的习惯。我从奶奶那里学会了包书皮，虽然没有奶奶的手巧，剪不出栩栩如生的图画来，但我可以在包好的新书皮上，工工整整地写下课本原有的名字。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不但把自己的新书包上了书皮，就连妹妹发下来的新书，我也都给她们一一地包上了崭新的书皮。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进了城，接触的书也多了起来，可去哪里能再寻找到那厚实而适宜的牛皮纸呢？有时，我就地取材，用废弃的挂历来包书皮儿。挂历虽然好看，但质地较脆，绝对没有牛皮纸包的书皮耐用。毕业后，我成了家，在城里教起了书。随着日子的流失、生活的繁琐，我似乎再也没有包书皮的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