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埂冲苗寨属于湘黔“四十八寨”之一，位于黔东南天柱县与湖南省靖州县接壤处，是古时湘黔盐道的必经之寨。我出生那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沿海城市刮起，还没有吹进山村。但在时光的河滩里，如果细细一算，我至今离开埂冲苗寨整整20年了。当然，如果到县城求学仍不够远，仍算不得离家，那从我到省城贵阳上大学算起，也已离家整整18年之久了。18年，当又是一个年轻小伙了哩。
每逢节假日，二叔常打电话给我们，嘱我们回寨子过节。尤其快要过年时，更是如此。电话里，二叔总要说，水泥路修进寨子了，车子可以开到屋门口了。
因母亲去世早，加上我姊妹多，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父亲肩上。在县城上高中时，为了节约开支，我常常从老家背米到学校。一蛇皮口袋米就有一百余斤，但我轻轻松松就抓到了肩上，扛着米爬坡过坎，到乡场搭乘从湘地那边开往县城的过路客车。后来五弟与我上同一所高中，我们哥弟俩一起背米上学，但五弟个小，力气不大，两个人的米由我挑，最重的一次好像有一百八十斤。我们沿着山路，慢步如爬，挑断了好几根木棒才到达乡场上，然后等过路客车，载到县城。次日，只觉得双肩热辣辣的，脱衣服照镜子一看，原来压破了皮，伤口上还淌着血水。
其实进寨的路，算起来并不遥远，因泥滑，路窄，坡高，弯道多，便就觉得特别难走。小时候便常常听人说，有人在这并不长的山道上，走着走着就迷失了。信奉迷信的乡亲们，请来道人，通宵敲锣打鼓，手舞足蹈寻仙问神，却在不经意之间，便见得那迷路的人儿，敲门进了屋。问他去了哪里，那人迷迷糊糊回答：山路林密，月高风疾，光线暗淡，绕了不少弯子，走到老屋背的对丫坡上去了，待得了天亮，方才又寻回了归家的路。真是够好笑的。
进寨的路是穿梭在一岭岭绿林之下的。因山高林密，别说夜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亦是阴森森的。反正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是极少敢一个人走的。加之常有人说起路途上的鬼怪故事，念起来，无不被吓得汗毛倒立。也有人，常在半路上便遇得天降横祸：走着走着就被路边草丛深处的毒蛇咬了，或是被树洞里窜出来的野猪追赶，只好一路狂奔，以求活命。
寨子里，不少人沿着这山路，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而且，一些人还在外面发了财，开辟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每每逢年过节，他们回来了，见了面，说着客话（普通话），老人们竖起耳朵仔细听，终是不明白别人说了什么，于是就免不了一番议论。老屋坎下的打卦老奶就常常说，这背时的娃，才出门几年，就不会讲苗话了，就忘了祖宗了。表叔阿贵，通过勤奋努力，一举考取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寨子里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红色城市遵义工作，一路风风光光，我很是羡慕。于是自己便也梦想着考大学，到外面的世界去。此后，我埋头苦读，勤学上进，最终实现了自己年幼时的大学梦。且多年来，在逐梦的路上默默地奋斗着，先后获得过多项文学奖，出版了自己的多部文学作品集，成了乡亲们眼里引以为傲的青年作家和孩子们的活教材。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鲁迅先生也说，其实地上并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进寨的路，已经走了许多辈人，可就是不像路。村子里的人，围拢了来，一开口就是说路的事儿。有的怨愤愤地说，就是因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进了屋的媳妇都跑了，留下那么多光棍。有的激情高昂地说，要想富，先修路，必须把路修通。于是有的又接过话来说，寨子里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没有一个有反哺寨子的想法，只顾了自己日子过得快活。这些话，背地里我听了来，耳朵热辣辣的，不知如何是好。常常有人让二叔带口信给我，说我在省城工作，路子广，应为寨子里的路想想办法。二叔的电话打来，把乡亲们的话传递给我，但我穷尽自己所能，也只是给乡亲们指了一些路，让他们自己去走。
这条进出寨子的路，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了我的心病。在送父亲入土为安的那天，这条路，实在太沉重了。路窄，因下了雨，又油滑，送葬的亲人们艰难地攀爬在山道上。“走起，嚯嗨！走起，嚯嘿！”，抬棺的都是父亲生前亲友，他们有的比父亲年长10多岁，都是留守老人，是我一个一个跪请来的，他们因已年迈，不得不通过喊号子发力。作为儿子，我给父亲扶棺，一路上，我见到了沉重的棺木两头，已白发苍苍的堂伯和表舅，以及那些我并未熟悉的路人，也跟着来帮忙抬棺。这根本不是路，这是一条奔涌着悲伤的河。
自打父亲走了之后，我很少回寨子了。突然有一天，二叔在电话里说，县里打算修通“竹湖公路”（天柱县竹林乡至天柱县地湖乡），这条公路要经过寨子，三米余宽，全程水泥路面。此后约莫过去一个月，二叔又打来电话，说，水泥路修通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屋门口了。果然，在次年清明，我驾车返乡为先祖扫墓时，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寨子的变化。埂冲苗寨不但有了水泥路，而且小洋楼如雨后春笋，长在路的两旁，有不少高档车，停在小洋楼下，一些染着黄头发的年轻人，牵着女人的手，在路上散步。在寨子宽敞一些的山湾里，我的亲人们正穿着漂漂亮亮的苗族服装，于月光之下翩翩起舞，悠扬的苗族飞歌暖透了整个山村。
历经改革开放40年，埂冲苗寨像极了一个民族风味浓郁的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