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闹猪瘟，有的人家直接把将死未死的猪弄到荒野，都懒得埋了，任其自生自灭。我们院子的三户人家也没有一条猪幸免。
有天，母亲在河边捡到一只小白猪。防疫人员刚刚对猪圈消了毒，大家说这只猪也有猪瘟，便不让小白猪进院子。
母亲说，院子的猪都绝种了，留下它吧，它不进猪圈，观察观察吧。我家的看家狗刚刚被人偷了，母亲就安排小白猪睡猪圈背后的狗窝。
我们叫它小白，都很稀罕它，都想给它吃点好东西。那些年，我们勉强能够吃饱饭，它能够吃上几颗粮食都已经是奢侈了，我们所说的“好东西”，就是我们几个孩子背着大人把碗里的饭匀出一点给它。
母亲下地里干活儿，它就跟着去地里啃草。收工回家，它就跟着母亲回家，在脚边转来转去，直到夜里母亲吼一声“小白，该去你的狗窝了”，它才恋恋不舍地去狗窝睡觉。
每天放学回家，我们就逗小白玩，比如拿着烤红薯，让它跳起来吃，直到它精疲力尽时才落到它嘴里。若干年后，在城里看到别人抱着宠物狗，我不由想到小白，它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宠物。
小白长到几十斤的时候，就不是可爱的宠物了，就是一头饥饿的猪——邻居经常投诉它把庄稼拱了，弄得母亲到处赔礼道歉。父亲就把它关进了猪圈，关一次它跑出来一次，气得父亲咬牙切齿，提起木棒就追，它一溜烟就跑到母亲的脚后跟。
我们再也不叫它小白了，叫“瘟猪”，谁见了恨不得给它一脚。
我们为它开了几次家庭会议，主要有两个意见：把它卖了，但卖了家里一头猪也没有了，过年吃什么啊；把它杀了，太小了吧，不忍心啊。
父亲急了：“就这样下去，哪个受得了啊？”方圆几里地，小学毕业的父亲是他们那代人中最有文化的人，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出办法来。
有一天，村里养种猪的杨老头找上门来，笑嘻嘻地向父亲道喜，一只手伸向父亲，做出索钱的动作。
父亲一头雾水：“什么钱啊？”
杨老头指着小白说：“它跑到我家种猪的猪圈去了，好事都干了。”
父亲哭笑不得地给了钱。
小白住进了猪圈里，母亲喂猪时它依然欢喜得直叫，但是它不再跳出猪圈乱跑了，而且食量大增，身材愈发肥胖起来。
我们又把它的名字从“瘟猪”叫回到了“小白”。它每年都要生两窝猪仔，每窝十多个。
将近十年里，我们从小学上到高中，几兄妹的学费都是卖猪仔得来的钱。
有一年冬天，小白只生了四个猪仔。不久，它就瘸了，站立不稳，而且吞咽东西都很困难。母亲和父亲就轮流着喂它，让它少食多餐。
一个屠夫说：“这猪老了，卖给我吧。”
母亲和父亲异口同声地说：“不卖。”
第二年春天，小白走了。母亲和父亲将它埋在水草丰美的河边，就是那年春天母亲发现它的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