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不要让你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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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不论什么理由,不孝都不是借口。

  一

   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 月26 日,我出差从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长沙。长沙飞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闪电劈开天空,外面暴雨如注,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

   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个车直奔家里。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她的这些话一直都是我最安全的底线,直到2008 年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以前被叫做“家”的那个地方变成了“老家”,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长久地住到那里了。不过,钥匙却被我一直留在了手上。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还不够她下巴的位置呢。她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二

   每次听到电话那端她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母亲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的样子。给父亲料理完丧事,我不顾老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

   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父亲的遗像带着,老妈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父亲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父亲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父亲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老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父亲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发工资的那几天,肖勇明显有些不开心,因为他想两个人赶紧攒钱,好把房子给买了,然后准备结婚。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父亲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时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老妈听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到过一起。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她这才叫一个如鱼得水。在广州跟着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这里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我只怕她孤单,只怕她觉得此生有憾,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的才好。别人都担心老人家空巢在家无所事事,闲出一身病来,只有我,总得打电话回去约束她:“玩归玩,身体最要紧啊!”可是,在这个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三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看楼上的窗户,老妈正站在窗户边注视着我。看到我转身,她赶紧摆手,示意我快走,接着她转过身,离开了窗前。我走了十几步,再回头,却又看到她站在窗前眼巴巴地看着我。这次,我朝她摆了摆手。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行程安排,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举家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少。我怎么就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看着老妈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驼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汹涌成潮。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啊说啊,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老妈该是有多少话,想说没人可说,又没人可听的?

  四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没有,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电话,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电话,也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而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声“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呐!”我塞给对方一张二十的票子,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着的,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我看着墙上的钟,它还是滴答滴、滴答滴地走着。这一刻,我和她,就像是站在时间的两头,我正年轻,她却已经老去,一点点地,老得像一个懵懂的小孩。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地,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她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我说:“如果我又忙不过来了,就给你报个老年大学,你去学个国画啊、书法啊、粤语啊,将来才有机会提高你外孙的素质!事情很多啊,你忙不完的。”她还想说,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点点地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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