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京华时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就北大2009年自主招生政策的解读，其中强调了一点：“2009年北大自主招生将不招收生活中不孝敬父母的学生”。
报道出街后不少公共舆论都嘲笑这一“招生简章”，认为除了具有一贯的公共“效应”外，还具有令人莞尔的公共“笑应”。有评论称：“连北大自己都感觉到了‘孝敬’指标的荒谬，因而将推荐优秀中学生的‘十六字方针’中的‘孝敬父母’改成了‘心系天下’。”
舆论的嘲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工具理性”的过滥，什么都要求量化，而忽视了定性考核的重要性。这种畸形的“工具理性”过分否认了考核标准中个性化的价值，而大学自主招生需要弥补高考缺陷的恰恰是对个性化的价值的追求。北大将伦理要求写入招生简章，这只是一个否决的标准，而不是一个考核性的标准，只是对有严重忤逆行为的人，比如殴打父母的人的一种排除，而不是对所有学生的指标性考核，一般学生并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如何孝敬父母。因此笔者认为，订立这一标准并无不妥。
首先，每个大学都有权强调自己独有的招生标准，比如北大强调自己的“多元包容”，清华强调自己的“行胜于言”。所谓“百行孝为先”，汉代人甚至把“举孝廉”当作录用官员的标准，这为什么不能成为北大的招生指导原则呢？仅仅是因为现代社会缺乏信用机制吗？
其次，大学自主招生应该体现公平，但是它的第一价值并不是公平性，而是学生的个性和特异禀赋。过多的操作性规程，过多公平性的强调，无疑会把一些具有特殊禀赋的青少年排除在校园外，会让大学自主招生蜕变为另外一场高考。因为一些具有特异禀赋的学生往往在学习上是“短腿”的，不均衡发展的，过去的钱钟书是这样，现在的郭敬明、蒋方舟也是这样的例子。
其实，北大此次自主招生简章中最应该检讨的是“北京地区考生原则上加30分”，高考在公平性上诟病的是“地域歧视”，可是北大等不仅没有致力于消除反而在强化这一弊端，实在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