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获悉，重庆高考文科状元郎——考了659分的何川洋，涉及少数民族加分造假，是被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出的违规学生之一。何川洋是县招办主任何业大之子，且因少数民族加分造假，被做了严肃处理，取消加分并已将民族由土家族改回了汉族(6月27日《新京报》)。
如果严肃处理只是取消加分，只是将民族由土家族改回汉族，这只是事实的更正，根本算不上严肃。
而如果按照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取消舞弊者录取资格则又显得过于严苛了些，毕竟此次舞弊的是高考状元，毕竟问题发现在录取之前，而且已经做出了及时修正。此次高考文科状元的称号是考生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与造假后的民族加分无关。
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矛盾，让整个事件复杂起来。人们会很疑惑：既然有状元实力，身为招办主任的父亲为何还如此“画蛇添足”呢？作为招办主任，他不可能不知道变更民族成分的现实危害，不可能不知道变更民族成分可能接受的惩罚啊。
无论具体的原因怎样，在旁观者看来，问题只是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约束时欲望是不可遏止的；二是无敬畏时制度的效用是有限的。既然造假是有可能的，当事人对更好结果的追求冲动便会得到的释放。而因为自身的特殊地位，知道反正制度的约束力并不会落到自己身上，这就自然而然了。那么，制度的约束力为何缺乏呢？按理说，如何加分的制度是完备的。原因只能出在基础秩序的溃败上。由于缺少对制度的敬畏，缺少坚守制度的自觉和做人的诚信，加分制度也就成为了形式。
没有敬畏，就会造成制度流于形式，就会让约束成为空话，这是此事所证明的一个常识。而另一个传递出来的常识就是，外部的监督可以重建被破坏的制度。正是民众举报促使联合调查组揭出了这一丑闻，就是第二个常识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