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被视为传递“生命的礼物”。
四十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历程，正是中国“改革”的缩影。勇于创新、敢于突破是其中的关键词。如今，以“生物科技创新”为主题第六次科技革命即将到来，其影响力将远超以前。在这次科技革新浪潮中，器官也将从“生命的礼物”，转变为未来生物科技创新的“平台”，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打破孤立《广州宣言》吹响器官移植改革的号角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医生取得的学术成果，却无法得到国际器官移植学界同行的认可。我国著名器官移植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回忆，受当时器官来源问题的影响，国际移植界曾制定针对中国的“三不”政策——中国医生不允许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组织、不能在国际权威学术会议上公开演讲；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国外器官移植机构不得与中国医生进行学术联系。
这让当时中国从事器官移植事业的医生十分尴尬。但是，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当时中国的移植事业虽被质疑、被孤立，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这样的困境下，我国著名肝移植专家、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带领下的中国医生，坚韧不拔地进行着探索，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透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从而让中国的器官移植、器官研究重新回到阳光下。
2006年，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在800多名移植科医生的共同参与中，《广州宣言》诞生。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的准则。
次年5月，由国务院颁布的我国第一个《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其中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
半年后，在广州凤凰城召开的2007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作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对活体器官移植所面临的技术、医学伦理、法律、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次大会对于规范器官移植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史称“广州会议”。
2014年，中国首个器官获取组织——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在广州宣布正式成立，进一步规范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分配工作。
作为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负责对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医学评估，并请捐献人或其家属代为签署《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捐献合法性文件。上述信息由OPO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并与器官移植受者所在的医院进行捐献器官的交接确认。
迎来质变“中国模式”初步形成
“可以说，十多年来，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事业在我国获得了质的飞跃。”何晓顺指出，从游走在法律与伦理的灰色地带，到“彻底走到阳光下”，建立起全国性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实现了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在人体器官移植法治管理、器官获取和分配、器官移植临床服务和器官移植监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已跃居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器官捐献大国，并以可观的增速，预计将于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NO.1”。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器官捐献“中国模式”：全面构建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法律框架，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系；创造性提出了中国心脑双死亡的器官捐献科学标准与流程，确保器官获取符合法律规范，建立信息化的监管平台，器官移植监管步入大数据时代；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与移植人道主义救助体系，促进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创建全社会参与的捐献移植保障体系；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会培育器官捐献是大爱的人文精神。
凤凰涅磐器官移植新模式获国际认可
2017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与“广州贡献”，获得与会的国际器官移植捐献与移植学界人士的肯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球器官移植的官员何塞?努涅斯教授，世界移植协会现任主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外科主任Nancy教授等在内的专家均表示，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面对器官短缺这个全球共同难题，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借鉴的突破难题的新模式。
这一年，全球器官移植学界为之瞩目的重磅新闻，同样发生在广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晓顺教授团队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完成多例“无缺血”人体肝移植术，借助自主研发的“多器官修复系统”，破解了器官离体后无法维持活力的技术难题，可望为器官捐献“开源节流”。这一新的移植模式，被称为“器官移植发展历史上的新里程碑”。多国专家来华考察、学习，并加入中山一院牵头组织的国际多中心研究平台的科研工作。
2018年，中山一院与哈佛大学联合在美国心肺移植杂志、美国移植杂志上发表了潜在供体（捐献者）识别指南，通过更好地筛选有意愿捐献的志愿者是否符合器官移植的标准，改善移植效果。“中国专家从被孤立，到参与跨国团队制定临床标准，是莫大的变化。”何晓顺表示，中国医生的智慧跨越国界，惠及更多患者，这对一名医生来说，是最大的欣慰。
同样是在2018年，WHO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成立，黄洁夫教授被推举担任名誉主席，王海波主任担任委员，这充分体现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认可和赞誉。
从2006年，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的召开而诞生《广州宣言》，到2019年，器官定向研究登上一级新的台阶，过去了13年。黄洁夫部长感慨万千：“当年，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取得如今的佳绩。”王海波主任笑言，此可谓之“凤凰涅磐”。
勇攀新峰器官将成生物科技创新平台
随着器官移植水平的提升，学界对器官的认识、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深化。
特别是生命科技的创新，让我们从整体水平、细胞及分子水平深刻的认识了自己。然而，器官水平研究的缺失是基础成果向临床转化过程中的短板，掣肘生物医药产业的变革。
在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并没有停下创新突破的脚步。
随着“多器官修复系统”的成功研制，破解了器官离体后无法维持活力的技术难题，推动人类进入精准研究器官功能、精准治疗器官疾病的新阶段。中国科学家提出“器官定向研究与治疗”的理念，希望将器官研究发展为生物创新平台，并进行了探索。
2018年，何晓顺团队将这项核心技术引入教学领域，经多学科联合攻关，成功研制出“smagister手术大师腔镜培训系统”。
如何规范、高效的培养主刀医生，从而为更多患者解忧，一直是医疗行业的难题。
目前医师培养中主要使用的两种方式，都有无法克服的缺点：传统的腔镜多采用塑料模型进行培训，与医疗现实相差甚远，而价格高昂的虚拟教学设备普遍存在情景虚假、触感不实、反馈延迟等硬伤，导致培训体验不佳。如果采用动物活器官（猪内脏）进行腔镜培训，则受到器官保鲜可用的时间短、消耗量大、场地规划、实验安全、动物饲养成本、麻醉技术、动物伦理等因素困扰，国内外均难以推广。
活器官腔镜、内镜教学系统使用生产过剩的动物脏器，最长可将内脏“保鲜”十天，用于腹腔、胃肠、肝、胆、胰、脾、肾等多种手术教学。
新系统有望提供高标准、同质、批量化的腔镜及内镜教学培训体系，为医生的培养提速。据了解，该系统彻底改变了腔镜、内镜医生的培训方式，将医生培训成本降低了83.2%，并因“变废为宝”的工作原理，也不触及动物伦理障碍。目前该培训系统已实现量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基于器官定向研究平台，已诞生出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活器官培训系统、器官药物中试平台等一系列颠覆性技术，将推动医疗技术的创新发展。
这意味着，一个由中国医生推动、“以器官为对象”的研究与治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再出发，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去”
黄洁夫部长在“2019年广州生物科技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才是刚起步，要攀到山腰，攀到峰顶，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成功，有赖于法制的健全及人才的培养。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大背景及大舞台中，扬帆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