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前开始被一个问题困扰，这就是，为什么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一直不能找到满意的答案，阅读和思考令我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差距来自学校和教育。这可以说是近因，再追下去，我一直认为和思维方式有关――大而化之还是仔细追究和剖析，涉及求知的态度和目的。
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何时能发生根本的改变?如何改变才能让成本最小、代价最低?我不是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关心这样的问题，好像有些矫情。今天看到艾未未在与港大学生问答中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原来这个世界有两种人，而我大概属于那种认为周围的人(即使不是亲戚朋友)都和我有关的人，庆幸我还是一个平均水平的人，如此而已：)
读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发现我所渴求，就是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做一个健康的人，其实我更关心自己做一个健康的人(现在的我活在冲突中不算很健康)，而健康的人不可能脱离一个良好的社会，因为一般来说人不太可能脱离生活的环境成为一个很健康的人。
马斯洛对“良好的社会”和“健康的人”的定义，却让我发现改变中国社会成本和代价最低的方式，那就是科学地认识人，并传播这种知识――心理学，从而让更多孩子成长为健康的人，更多的成人变得身心健康;健康的人们有足够的理性――与感性统一的理性，形成良好的社会。这才是根本的改变，不需要如同进行外科手术那样进行政变或制度移植，“橘生淮南为桔，橘生淮北为枳”，生搬硬套可能不过是东施效颦，又一个四九而已。
马斯洛说，德鲁克认为，自从基督教时代以来，从人们效仿的理想人物可以反映了统治西欧的连续相继的观念――中世纪时是神职人员、文艺复兴时期是有学识的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时代由讲求实用的人左右，而靠近近代则是英雄主义的神话。马斯洛认为，如今这些神话都已破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者具有真正灵魂的人”。
从中国历史中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看出相似的观念呢?似乎无外乎能够建功立业的文官武将，区别只在于中国的理想人物都是服务朝廷的，大概根源在于民间缺乏足以与朝廷抗衡的力量。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还未能产生一个全新的概念，还不能看到根本的变化。
二
我们来看看马斯洛关于“心理健康的人”的内容，
“第一，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念：人类有自己的基本天性，即某种生理结构的框架，可以像对待人体结构那样来研究和讨论，人类有由遗传决定的需要、能力和倾向性，其中一些跨越了文化的界限，体现了全人类的特性，另一些为具体的个人所独有。一般看来，这些需要是好的或者中性的，它们不是罪恶的。第二，我们的新概念涉及这样一个概念：全面的健康情况以及正常和有益的发展在于实现人类的这种基本天性，在于充分发挥这些潜力，在于沿着有这个隐藏而模糊不清的基本天性所控制的轨道，逐渐发展成熟。这是内在的发展，而不是被外界塑造的过程。第三，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的心理病理学现象是人类的基本天性遭到否定、挫折或者扭曲的结果。”
这个新的概念，无疑不仅影响了西方的教育，也改善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平等的理念应当不是直接来自基督教，而是来自对人的认识的改变和知识的增长，因为基督教产生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奴隶制度在西方仍然合法地存在。
对比这个新概念，我发现中国相当数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员都患有程度不等的神经症，也称神经官能症，有人定义为“由于欲求不满、抑压、强度的不安定感所产生的情绪紧张，以及衍生的不适应症状”。马斯洛的解释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存在病态需求。一个正常的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就趋向于健康，而罹患神经症的人，需求得到的满足，不仅不能滋生健康，而且不能减轻他的神经症，不管供给多少，他仍然感到饥饿，这是因为他的理性与情感相冲突。而一个健康的人是一个整体，他人性的不同侧面配合协作，而不是对抗的。
马斯洛引用弗洛姆的原话，形象地道出了神经症患者理性与情感的割裂，“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这样，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性――都变得残缺不全了。”这应当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存在如此普遍的官性泯灭人性的现象。
三
“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将本能看成含义明确、明白无误、强大和有力的(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人在进化的过程中，虽然“看上去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类本能的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但人其实是没有本能的，而“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类本能倾向是好的、值得人们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
弗洛姆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取决于整个人格的实现;“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与其问“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不如问“我们能够成为什么”。
马斯洛指出，“较新的动力心理学中的关键概念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选择、自我认可、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而过去的关键概念一直是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因为其根据是，人类的深层本质是危险的、罪恶的、贪婪的、掠夺性的，教育、家庭训练、养育孩子、一般的文化适应，都被看做是控制我们内在黑暗力量的方法。”
“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产生出具有天壤之别的关于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的理想观念，在一种情况中，社会、法律、教育等是控制和约束力量，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促使人性得到满足和实现。”
马斯洛也不认为存在理想化的社会模型，但是重要的在于，认识到人的本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助力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考虑社会中人的素质的平均情况，通过法律和规则约束人的公共行为;而两者是并不矛盾的，前者允许个人人格的健康发展和尊重个人的自我实现要求，后者规范人的社会行为，对于一个普遍缺乏健康人格的社会，很难通过制度和法律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
人类至今不能形成完美的社会，即使是目前最不坏的民主体制下，仍然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华尔街金融巨鳄在吞噬了投资者巨额款项之后，仍然心安理得地向自发放巨额花红，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同时有盖茨、巴菲特这样将财富捐出致力于消灭贫穷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巨富豪贾。相信对于人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人以更合理的态度对待人，这个世界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向着那个方向前进，而不是将自己隔离于世界之外，另搞一套。
一个良好的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同义，“它扶植、鼓励、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类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类关系”，它不可能仅有利于多数人而不利于少数人，总体而言，它利于每一个人;一个病态社会则“意味着基本需求满足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蔑与驾驭)，它不可能利于少数人而不利于多数人，总的来说，它损害每一个人。
我们想要一个健康的社会还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当然想要前者，那么就让我们从家庭和工作场所开始，平等地善待孩子、家人和同事，允彼此人格的健康发展，为自己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增进自我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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