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在这个悲伤的六月，去了遥远的天国。
那晚凌晨三时许，酣甜的睡梦中，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姐姐声音急切地说：“妈突然病重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母亲上午才出院，在医院医治了一个星期，经过输血、输液、吃药治疗，虚弱无力的身体大有好转，能下床走路了，中午回到姐姐家，还吃了一碗瘦肉粥。当时我还劝慰母亲放宽心态，待她病情痊愈，带她去莲花湖新区游玩，看看孙儿刚刚装修的一套新房。母亲顿时喜笑颜开，连连颔首答应。怎么突然病情就加重呢？
在黯黑的夜晚，我携妻穿过滨水公园，迈着匆匆的脚步，跨进了仙鹤路姐姐的家中，直奔母亲睡的里屋。姐姐家租住的底楼，清水墙，即便大瓦数的灯光，仍照不透黑夜的昏暗。母亲蜷缩在床上，盖着一床薄被面，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怪声，心里似有郁痰积压，只是已无力咳出来。那种声音我从未听到过，叫人惴惴不安。我哽咽着喊母亲：妈！你这是怎么了？母亲昏昏欲睡，神志还算清醒，微微点头。我拿着一盒牛奶喂她，只“咕咕”喝了几口，便又昏睡过去，嘴里又传出那种“咕噜咕噜”的声音。稍后，妻子又拿着牛奶喂她，喝了两口，便说“不喝了”。这是母亲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姐姐拨通了三个弟弟的电话。凌晨四时多，三个弟弟从乡下赶往城里，着急地大声喊着母亲，只听到那“咕噜咕噜”怪怪的声音，不见她说一声话。凌晨的夏夜，城市尚在静谧的睡梦中，几兄妹焦急万分，又束手无策。姐姐想起了小区诊所的王医生，电话喊他过来为母亲诊断病情。待王医生凌晨五时多赶过来，天已大亮，他拿出听诊器一诊询，表情凝重地摇摇头，说母亲的气息很微弱，赶快找车拉回去，不然就拉不回家了。
以老家多年的习俗，活着的人才能回家，死后是不能进屋的。我和三弟将母亲抬进了二弟开来的小车上，我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那一刻，我强忍着泪水，带着她的几件冬夏换洗衣裳，随小车风驰电擎般开回了老家。母亲劳累一生，年轻时修缮的三间房屋分给了三弟，在风雨中荒废多年，门扉几近倾圮，早已无法居住，只好安放在我的两间砖房里。
母亲平躺在床上，嘴里仍旧发出那种“咕噜咕噜”怪怪的声音。乡邻们大多赶来了，都说一向健康的母亲，怎么一下就病倒了？二弟建议说，母亲已到了病危的时候，我们四兄弟，每三天轮流服侍。妹妹赶来了，拿着一盒牛奶，问母亲喝不喝，她只是微微摇头。三弟媳带着儿子晨阳赶来了，晨阳拉着她的手，一声声喊叫“婆婆! 婆婆!”听不到她的回音。晨阳性情乖巧，读书成绩也好，母亲最喜欢他了。此时的母亲，神志已经陷入不清了。
我和妹婿扶着母亲坐在椅子上。不待多时，母亲嘴里那种“咕噜咕噜”怪怪的声音，突然间加大了，仿佛一部机器发出最后的轰鸣，几十秒钟之后又戛然停息下来，一双眼睛吓人地转动着，嘴巴痛苦地扭动了几下，陡然垂下了头颅，倒在了妹婿的怀中。我们不相信母亲就这样走了，二弟用手试探她的鼻翼，已经没有了气息。
母亲出生于解放前，小时候家境贫寒，和父亲结婚后，生养了我们兄妹六人。七十年代中期，旱象严重，收成锐减，粮食总是不够吃，家里经常揭不开锅，哪怕吃了上顿找下顿，母亲仍以一颗坚强的心，支撑着全家，把我们兄妹拉扯成人。勤劳的母亲和父亲一道，起早摸黑在生产队劳作，还喂养了一头大水牛挣工分，到年底还是补钱户。父亲不时发出气馁的叹息，母亲则信心满满，看到一大屋的儿女们，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
母亲对我们管教严厉，偏信“黄荆棍下出好人”，动辄以棍棒教育，从小我们兄妹都惧怕她。但母亲又有一颗仁慈之心，即便是在生活困苦的日子，隔几天煮一顿大米饭，也要让我们吃饱穿暖。每每新年临近，都要为几兄妹缝制一件新衣，让我们过一个快乐的新年。尽管母亲性格刚毅，但她有一颗悲悯的心。前些年，不时有人流落到村里，她施以一碗稻米，或是一碗米饭，慷慨施舍他人。那年在小街上，一个外地人流浪街头，欲卖掉一床旧棉被回家做路费，母亲掏出身上仅有的5元钱送给他，那人对她千恩万谢。母亲时常教育我们说：逢善莫欺，遇恶不怕，难处好救人。或许是母亲的谆谆教诲，几兄妹对家风的耳濡目染，以至于我们长大后，秉承她正直善良的性格，成就了各自的事业。
自父亲过世后，母亲自食其力劳作，一次不慎跌了筋斗，吃了几年“转转饭”，便住在城里的姐姐家，我们四兄弟担负生活费。母亲长时间住在城里，牵挂着老家的一草一木，无论城里千好万好，也不是她最终的归属。在去年的一次午睡中，她发出一声梦呓：我要回杨家湾哪！这是母亲心里最真切的期望，更是她愁绪压抑的一声呼唤。
母亲，我们回家了！静静长眠中的母亲，你是否知晓回到了老家？在我的潜意识里，母亲还要多活些年，没想到她走得这样快，遗憾在她生前，没有带她回老家看最后一眼。母亲安详地躺在黑漆棺木里，当要合上棺木的那一刻，我久久地凝视着她的遗容，从此我们母子阴阳两隔，这一别将是永远！祈祷母亲，你走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