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为万古云气封闭的西蜀，在岷峨雪浪汇入长江的大雷之音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议者按其生辰解说“十二月为辛丑，十九日为癸亥，水向东流，故而才汗漫而澄清。”正所谓人各有命，命中注定这个婴儿将带着天授的禀赋与才华，做出一番不朽于人间的事业，他就是苏轼，苏子瞻，苏东坡。
大抵这世上所有的非常之人必有其非常之志，当日，范仲淹、韩琦等诸公大贤为朝廷大用，石介写《庆历圣德颂》，以记一时盛事。这首诗很快传遍四方，也传到了苏轼所就读的西蜀的一所乡校里。当小小的苏轼站在乡先生的身边，好奇地指着他手中的《庆历圣德颂》，请教范、韩、富、杜等大贤事迹时，乡先生甚至不屑于回答这个七岁孩童的问题。也许在这位先生看来，这些问题不过是出于儿童的好奇而已，然而对于苏轼，那却是他懵懂之年欲与当世贤哲相颉颃的奇志。
十六年后，苏轼正是怀着这样的奇志初出西蜀往迁京师的。当他路过寇准所任官过的巴东县时，写下一首《过巴东县不泊闻颇有莱公遗迹》。苏轼的诗中充满着对那位前朝重臣当日寓居巴东英雄未遇的同情与感叹，而在收笔处一句“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却又昂扬起他那与生俱来的不能为势稍屈的豪气——那样一个苏轼，当是伫立于船头，任耳际风生，任江水噌吰，任宿昔的志向澎湃于胸中。
苏轼尝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苏轼的文字自始至终都是“顺心如意”的，当文坛执牛耳的欧阳修第一次读到苏轼的文章，大奇道：“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仁宗皇帝第一次读到苏轼及苏辙的制策，喜而叹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然而苏轼的仕途，则如众所知，并未做到宰相，甚至未能久立中朝。在他初入仕途不久时，就发生了熙宁变法。苏轼看到新法的弊端，虽然明知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在变法态度上几如一人，仍然以异议者的姿态挺身而出，结果外调杭州。不过，却也因此而偏得了一方一展其志的自由天地。
在杭州，苏轼为吴越国王钱氏修观立碑，名曰“表忠”，碑上铭文为苏轼所作，虽说是表钱氏之忠，未尝不是写子瞻之志。苏轼认为钱氏是宋室忠臣，而苏轼在政坛上的忠言谠论，挺挺大节何尝不是源于一个忠字。此外，苏轼在杭又凿六井，修苏堤，将受葑田所侵而缩水的湖面恢复如初。苏轼不无陶醉于他的政绩，不过，这种陶醉非是好大喜功，而是如他于雨后初晴饮酒湖上时所高歌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治理了西湖，而西湖亦给了他回报，于一年之四季悠游于湖上。熙宁四年苏轼初抵杭时，正是冬日，这南国也有落木萧萧、飞雪暗天的时候。转瞬则是春湖水暖，那深青浅碧之色宛如一顷琉璃。到了夏季，西湖的水最是深幽，在月下更化为茫茫菰蒲，这天地间的灵气无处不在地浸透了苏轼的诗文，他不无知足地写道：“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这些人生快意一直持续到他离开杭州，赶赴密州的那个晚上，苏轼与三五子夜游松江，置酒垂虹亭上。座中有张子野，以词名擅天下。大家赋诗，填词，饮酒，作歌，颓然大醉，夫复何求。
饱看了江山如画，苏轼偶尔也会伤春悲秋，然而直到他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变数到来时，苏轼才真正经历了一次“人生无常”。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一篇谢表，身陷乌台诗案，论罪下狱。在经历了一番“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惊心动魄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他名动天下的文章此时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不祥之物，写有他诗文的书被焚烧，刻有他诗文的碑被移走。不过他大概想不到，在他的文章几成禁文后的几年中，神宗皇帝其实常常在用膳的时候，读着他的文字，常因他文字的精彩而停箸忘食，大呼奇才!神宗几次有意起用苏轼，却为当道者所阻而作罢。
不过，这未尝不是苏轼得天地之独厚，身在黄州的苏轼，在又一次人生的低谷中，他的文学造诣却走上顶峰。在今天看来，苏轼一生中最有声有色的故事都发生在黄州。
在黄州，苏轼躬耕于东坡，从此以之为号。在东坡，他得一废圃，修筑雪堂，写下雪堂之记。而除了躬耕于东坡，会友于雪堂之外，早在家乡就熟识的方外之交宝月大师也在此时派弟子前来探望。苏轼依旧喜欢谈禅论道，但却并不只是文词上的口头禅，有了这些人生的经历与磨难，他对那些禅机道理都似乎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至于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澹然与“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却只留于知音者会之而无足为外人道。
此外，于人生之低谷，壮人心魄的赤壁是苏轼流连忘返之地。他喜欢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饮美酒，骇心动目于“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也不会忘记将最后一樽酒“还酹江月”，与天地共醉。
元丰的岁月随着神宗驾崩结束了。哲宗即位，苏轼也迎来了元祐年间的那一段风光无限。他为高太后重用，被召回中朝，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除侍读，又拜龙图阁学士。然而正如人生之低谷不会改变他的素志，而人生之巅峰于他亦如身外之物。当苏轼看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全面废除新法，并贬谪新党大臣时，他再次以一个异议者的姿态站了出来，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卸下一切光环，被一贬再贬，终于贬到为南方海雾隔绝的小岛上。
苏轼是乐观的，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惠州之谪都没能够阻止他的乐观，而当他以垂老之年於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来到海南儋州后，却是抱定必死之志，他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接下来，便在这“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的九死一生之地“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最后居然欣然地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这不是“反认他乡作故乡”，这是真正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抱定这样的乐观与通达，任是什么样的磨砺也都不过是成就其人的一个过程而已。
儋州本荒蛮之地，黎汉杂处，人不知学。而苏轼认为黎汉皆是人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于是他在儋州桄榔林下作载酒堂，为当地汉族及黎族学子讲学授业。居儋四载，苏东坡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于是儋州始出文学之士，遂为一时名州。载酒堂至清代，被更名为东坡书院，记载着苏东坡将中原文明传播儋州教化黎人的不朽之业。
苏轼不仅为宋世文坛集大成者，于中华文学史上亦凛然为大宗师。他的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宦游四方，然而天命所在，所有人生之砥砺都化作壮美的文字，哪怕是在儋州垂老投荒的岁月，也不曾消磨了他笔下天纵的神逸。正如他的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如挟大海风涛之气，此间气魄又远过当日之“大江东去”，更倒天潢而连沧海，千载浩荡，汗漫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