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刚从“乌台诗案”中死里逃生的苏轼，被下放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是个虚职;“本州安置”——等于软禁。他原本是朝廷大员，但因为诗案，朋友都避得远远的。可是他的好友马梦得不怕政治上受连累，帮苏轼夫妇申请了一块荒芜的旧营地使用，苏轼把它称作“东坡”。苏轼开始在“东坡”种田、写诗、作文。他忽然觉得：我何必一定要在政坛争这些“得失”，为什么不过自己豁达从容的生活?于是苏轼始号为“东坡居士”。
“居士”不只是佛教对在家修行的弟子的称呼，而且还出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步东坡》一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白居易少年成名，中年遭贬，白、苏遭遇大致相同。苏轼用他的诗句作自己的别号，是希望自己能如“诗句乐天真”的白居易一样豁达从容。其实得失之心，人皆有之。一般人莫不“得则欢喜，失则悲伤”。而豁达一点的人，则以“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来面对得失。不管消极悲观或积极乐观地看待得失，有得有失的人生才是公平的。有时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时候“因小失大，乐极生悲”，所以得失并非绝对的。于是苏东坡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回头看我走过的这一生，心很宁静，得失也就无所谓了。看待得失，苏轼开始豁达了。
当苏轼变成了苏东坡，这时候他写出了最好的诗。他跟他妻子说，让我酿点酒喝好不好?他还是要喝酒!中国古代有许多诗人都好酒——“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斗酒诗百篇”的李白，自称醉翁的东坡的老师欧阳修等等。有一天晚上，和友人“夜饮东坡醒复醉”，晚上就在这个坡地喝酒，醒了又醉，醒了又醉。似醉似醒地“归来仿佛三更”，回来已经很晚。“家童鼻息已雷鸣”，有一个小孩帮他管管家务，但是他睡着了，还打呼噜。“敲门都不应”，苏东坡敲门没人应。我们读他之前的诗，敲门不应就要发脾气了，可是现在就算了，他就走去听江水的声音，“倚杖听江声”。苏轼变得宽容了，而东坡的生命则在宽容中延伸：“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我要“醉驾”着小船驶向江海的远处，自由自在地度过余生。苏东坡又写道：“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芲颜一笑温”，心宽容了，就会发现朴素的白酒和乡野的友人一样可亲。而淡酒可以醉人，在一个中秋之夜，他喝醉了，写下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千古绝句。
当苏轼变成了苏东坡，这时候写出了他最好的词。著名的《念奴娇》词就作于此。大江，大浪，千仞壁立，千古英雄……正是这首词，定格了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苏东坡用诗的语言阐述成与败的哲理。不管成败，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成有成的原因，败有败的理由，成败都是一时的。所以，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也不要因一时的成功而志得意满，更不能为了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志。有成有败的人生才是合理的。
当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并不是在年轻时得意忘形的岁月，而是在这么卑屈、很多朋友都不敢见他的时候写下了最好的文章：前后《赤壁赋》。苏东坡在得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可是从他的《前赤壁赋》中我们可以读到，因为他不得意，才感觉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个时候他开始尝到了生命的淡味，知道人生在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之后，最后出来的一个味觉是“淡”。所有的味道都尝过了，才知道淡的精彩，才知道一碗白稀饭、一杯白开水好像没有味道，却是生命中也是佛教中最深的禅味。只要放得下宠辱，无意去留，那便是安详自在。
当苏轼变成了苏东坡，这时候他觉得丑也可能是美。他开始欣赏多元的人事。一次，他跑到黄州的夜市喝点酒，碰到一身刺青的壮汉，那个人把他打倒在地上说：“什么东西，你敢碰我!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混得怎样?”壮汉不知道这个人是苏东坡。然而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忽然就笑起来，回家写了封信给他的好友马梦得说：“自喜渐不为人知。”这是了不起的蜕变：他过去为什么容易得意忘形，因为他是才子，皇上皇太后宠幸他，天下人都知道他。他常常不给人好脸色，可是落难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一种包容，有一种度量。东坡自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东坡以乐观旷达之心处世待人，因而使他不仅文才绝代，而又温馨可近。
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在落难的时候他写下了最好的字。受到皇帝赏识时，他的书法工整、华丽，但上乘之作甚少。但是他落难时写的书法，看似这么笨拙，歪歪斜斜的，却是中国书法的极品。真是人生无常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