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为夏竦的副手，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二年十一月出任陕西路安抚使，治军严明，爱护百姓，使夷狄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吏治、农业、武备等十方面的改革措施，史称“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造诣亦不俗，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文章议论，必本儒家宗义，浩然之气莫之能冯，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广为后世传颂。范公文能兴国于颓势，武能御敌于千里，所建功业殊为大哉。在范仲淹的严格管教下，范家始终保持着俭朴的门风。其子孙不舍范公之精神，其家千年不衰。
说起范仲淹，我们就会想起《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与楷模。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清代大学士纪昀评价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范仲淹两岁丧父，其母改嫁朱氏，仲淹一度改姓过朱。由于年幼时家境贫寒，范仲淹曾寄居长白山(今山东邹平县西南会仙山，以山中云气长白得名)的佛寺读书。每天晚上煮一锅小米粥，经过一宿凝成胶状，早起后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加点醋，撒点盐，加热后就着十来根小根蒜吃，这就是他一天全部的食物。这样的生活他维持了整整三年。
尽管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范仲淹仍保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曾谆谆告诫诸子说：“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音：cuàn，意：烧火做饭)，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亦已早逝，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范仲淹对子女的告诫，并不仅仅停留在语言中。他以身作则，作出表率。每天睡觉前，他都要算算一天饮食等种种花费与当天所做之事。如果花费与所做之事相称，便心安理得，鼾息熟寐。如果不相称，就终夕辗转反侧，不能安眠，第二天一定要做出弥补。
范仲淹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对子女也同样严格要求。次子范纯仁娶的是官宦世家王质之女，王质的伯父是北宋真宗时期长期担任宰相的王旦。范王两家结亲并非范仲淹贪图富贵，攀附高门。王质与范仲淹的交情，源自景祐三年，范仲淹因指责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被贬官，当时在朝的士大夫大多害怕得罪吕夷简，被指为朋党，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耿直的王质毅然“载酒往饯”。患难见真情，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了儿女亲家。纯仁之妻由于出身名门望族，自幼生长于锦绣堆中，据说在娘家曾用罗绮做帷幔，罗绮是一种质地轻软而又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价格非常昂贵，平常百姓家是不可能看到的。在媳妇未过门前，范仲淹听说了此事，尽管与王质是好友，仍不留情面地当众说：“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于庭!”范仲淹给亲家及未过门的儿媳妇上了一堂俭朴课，维护了范家一向清苦节俭的家法。
但范仲淹的俭朴并非吝啬。据范仲淹死后欧阳修所撰《神道碑》记载，范氏“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说他没有客人时，菜肴中最多只有一盘肉菜，妻子、儿女平日也只是满足最基本的衣食需要而已。但在需要帮助的人面前，范仲淹非常大度慷慨。
除俭朴之外，范仲淹还要求家人勤学苦学，廉洁奉公，不营私利。在他留下的家书中，有一封是给他哥哥范仲温的，内容是对其侄儿的教育：“二郎、三郎并勤修学，日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宋代中高级官员可以根据其级别高低，申请授予子侄等亲属一定的官职，这在制度上称为荫补。宋代官僚子弟中，颇有些人因此不求上进，仅凭荫补入仕。范仲淹的这封信，是告诫他哥哥，虽然他有资格向朝廷申请授予两个侄儿官职，但前提必须是两个侄儿学业有成，否则他不会奏请荫补。同时，他也亲自写信给两个侄儿说：“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意思是你们必须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只有等到学业道德均有成就，名声为乡里所传诵，有治理百姓之才能，有廉洁奉公之操守，我才会向朝廷申请授予你们官职。
后来，两位侄儿不负所望，范仲淹也就奏荐二人出仕。在三郎做官后，他又写信谆谆告诫说：“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在这封信里，范仲淹还专门强调，不得纵容乡亲到你们所管辖的地区做生意。范仲淹生前不营家产，他在徐州地方官任上去世后，家人只能暂时借居官舍，毫发不爽地实现了他对侄儿所说的不营私的主张。
这封信影响很大，其原件至少到南宋时还存于世，在士大夫中流传。南宋中期，大儒朱熹的好友、时任福建侯官县令的陈明仲得到了真迹，雇工摹刻，置于案头，每日自省，而将原件寄赠朱熹。朱熹反复诵读，大为感慨，在此书札左边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右范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与其兄子之书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说而谨守之，亦足以检身而及物矣。然所谓自未尝营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然后足以充其名。”在朱熹看来，凡是做官的人，都应该牢记范仲淹的这番教诲。只有效仿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以一己私利为取舍，防微杜渐，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身边人做起，才能做个清白的好官。
范仲淹的言传身教，对诸子侄影响极大。长子范纯佑，年少时就“尚节行”。范仲淹在苏州做地方官时，创建郡学，聘请当时的名儒胡瑗担任老师。胡瑗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苏州的士子们难以适应，这让范仲淹很头疼。于是纯佑自请入学，他年龄是学生中最小的，但事事都能达到老师胡瑗的要求，因此感动了比他年长同学，苏州郡学之学风因此成为诸地方学校的楷模。西夏叛乱时，范仲淹奉诏守边，也带上了纯佑。尽管身为主帅之子，但范纯佑经常身先士卒，亲冒矢石，屡立战功。不幸的是，当范仲淹被贬官邓州时，纯佑得暴疾，以致痴呆。
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则是宋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范仲淹死后，纯仁承担起了照顾病兄的责任。纯佑患病十九年后去世，葬于洛阳。考虑到范家向来清俭，范仲淹的好友韩琦与富弼专门写信给洛阳的地方官，让其帮助纯仁妥善安葬纯佑。但纯仁谨守父训，不愿接受资助。范纯仁日后出任宰相，亦以廉洁勤俭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