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我岳父嗜酒的事。
见过醉酒耍酒疯的,也见过酒后吐真言的,但有谁见过因醉酒拉胡琴,边拉边唱一宿不睡的?没有吧?可我见过。我不但见过,而且与他生活了将近15年时间,他,就是我的岳父大人,因为姓佟,兄弟排行第五,人称“酒鬼佟老五”。 醉酒拉胡琴,是我岳父喝酒时最喜欢做的事。只要在家喝酒,他都会将一把胡琴放在椅子边上,等喝得迷迷糊糊脸通红时,将酒杯一放,摇头晃脑地扯起了胡琴。然而,他拉胡琴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那“吱吱呀呀”的声音,比拉锯声好听不了多少。最令人难受的是,他还边拉边唱,那破嗓门,将扬剧淮剧甚至国粹京剧,唱得歪歪斜斜根本不着调,凡是从窗边走过的邻居,都会捂起耳朵皱起眉。但他脸皮比牛皮还厚,兴致勃勃,自我陶醉,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岳父一生嗜酒如命。可以这么说,你让他一天不吃饭行,如果你让他一顿不喝酒,那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一天24小时,只要眼睛睁开,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酒喝。酒,简直成了他亲兄弟,不管是黄的白的还是红的,上至茅台下至二锅头,不分贵贱,统统笑纳。过了酒瘾,他才能做其他事情,否则就像霜打的茄子,整天无精打采。烹饪用的料酒,也称烧酒,不适合饮用,且满瓶的料酒,烧菜至少得用上个一月半月的,而我岳母家的料酒,不超过3天就会见底。倒不是岳母用的多,而是岳父常常趁人不备给偷喝了,气得岳母只能在碗橱上加把锁,碗橱里的料酒才安然无恙。 岳父家在棚户区内,1500多户居民,家家都是危棚简屋,住房条件很差。因此,很多人家只要不刮风下雨,都会在狭窄的弄堂里搁张小桌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喝酒吃饭。这种现象成了棚户区很独特的风景,六十多年没变,一直持续到2013年10月,房屋拆迁为止。正是因为这样的景观,给岳父有了可蹭之机。每次出门,只要闻到酒香,或者看见有人在喝酒,他就会涎着老脸上去套近乎,而不管他是否认识。不得不说,我也真佩服岳父有这种本事,靠拉拉扯扯,嘻嘻哈哈地一番寒暄后,人家居然真请他入座并给他倒酒,且这种办法百试百灵,基本没有被人打回票的。所以,“酒鬼佟老五”的称呼,就是这么得来的。岳母为此常常斥责他“厚颜无耻”,他却剔着牙嬉皮笑脸地说:“脸皮老老,肚皮饱饱。” 由于嗜酒,岳母一般不让岳父独自出远门,非得出远门不可,也得由岳母陪着。说是陪着,其实就是监管,怕他脚底开溜去喝酒。但即便这样,岳父还是无孔不入,只要有一丝可趁之机,他就会偷偷去过把酒瘾。1990年9月有一回,老夫妻俩带着小外孙到南京走亲戚,下午一点多出南京站,正准备换乘公交车,岳父突然提出要去方便一下。上厕所总得允许吧?于是,岳母抱着外孙看着行李,在火车站外等候。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岳父回来,这可急坏了岳母,她抱着孩子看着行李左右为难,额头上的急汗不断往下滴。最后,不得不求助车站广场上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给看管孩子和行李,自己则在广场周围四处寻找起来。凭着以往的经验,岳母没费多时,果然在一家小酒馆里,将正喝得迷迷糊糊的岳父逮了个正着。 因为嗜酒,让很多人误以为岳父酒量很大,其实他白酒不过4两,黄酒不过一瓶。就这么点酒量,也能让他飘飘欲仙,醉如烂泥,真令人匪夷所思。 岳父到处蹭酒,也让左邻右舍怀疑岳母是“妻管严”,在家没酒喝,其实这冤枉了岳母。岳母每月月初,头等大事就是先将岳父一个月的烟酒钱准备好,然后按计划分批购进烟酒,贮藏在一个橱柜里,像幼儿喝奶一般每天定量给他。至于他在外到处蹭酒,那毫无办法,脚是他的,岳母总不能弄根绳子,将他整天拴在家里吧? 岳父因嗜酒,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比如:醉倒在人家家里,得想办法给他弄回来;借人家的酒钱,得及时还上等等,打招呼、“擦屁股”的事情一大堆。然而,即便这样,我从未听到岳母或妻子骂过岳父,更别说给他上手段断关系。我曾经问过妻子,岳父这么折腾,为啥对他还不离不弃?她叹息了一声说,怎么办呢!“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他再没出息也是我亲爹,怎能无情无义呢?再说他也很可怜,如果不是当年那段冤案,他也不会染上酒瘾。 说着说着,妻子给我透露了岳父的那段冤案。原来,岳父染上酒瘾要追溯到1969年。那时候,岳父在上海某电线材料厂上班,平时滴酒不沾。7月的一天,厂革委组织工人在厂区围墙外,张贴文革宣传资料,我岳父也被派在其中。因是在下班后进行,天色已很晚,加上我岳父小学毕业,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张贴文革宣传资料时出了差错,无意中将领袖的语录和走资派的罪行状,混贴在了一起。任务完成后,他也没细看就回家了,因此闯了大祸。第二天下午,还在上班的岳父,突然被叫到厂保卫科,迅速戴上手铐,押解到了区民兵指挥部。 岳父迟迟未归,急坏了岳母。第二天,岳母与厂保卫科交涉无果后,她连日奔走在北京南京等地,与岳父的哥哥们商量,如何解救岳父。岳父在佟家兄弟中排行最小,虽然没多大出息,但哥哥们最疼他,所以,当听说老五出事后,纷纷赶到上海,给如何解救老五出谋划策。最终,在哥哥们的共同努力下,花钱打通各个关节,法院才减轻了岳父的“反革命罪行”,由原来判处7年徒刑,降至判处他5年劳动教养。 5年劳动教养,是在外地执行。那年,岳父被押送到劳改农场时,正逢冬天挖河,他自然被安排到了那里。挖河要到水里去,可犯人没有任何劳防用品,只能穿单鞋下河挖泥。时间一久,脚自然冻得受不了,为了御寒,岳父只得想方设法搞白酒喝。那个年代,酒属于控购食品,很难搞到。岳父为了搞到酒,不得不冒险用剩余的一点米面,甚至馒头,和场外的村民做交易。就这样,每年冬天都得挖河,每年岳父都得喝白酒,日子一久,他也就离不开酒了。 1974年12月底,岳父总算结束劳改回到了上海,却又迟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没工作就意味着没收入,吃饭成了问题,所以他只能呆在家里,偶尔出去打个零工。直到1986年冤案被平*才回到原单位工作,但依旧在车间做搬运工,直至退休。 其实,岳父除了嗜酒外,脑子并不糊涂,也挺懂得关心人的。岳母长期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凡是上医院看病配药,家里一些重体力活,都是他包揽。我妻子曾经20多年在纺织厂工作,三班倒,由于路远,没结婚前,凡是遇到上夜班,都是他用小三轮车接送我妻子。有意思的是,遇到接送的日子时,他虽然酒照喝,但酒量减半,并且早早将酒喝好,乖乖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去。常有邻居故意拿酒来逗他,他会朝人家吹胡子瞪眼:是喝酒重要?还是我女儿上班重要?你们少来这一套,这我懂! 岳父喜欢拉胡琴,更喜欢做篾匠活,他有一整套的篾匠工具,尤其是那既长又厚的篾刀,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岳父的篾匠活,是他从小在农村老家学来的,后来将它带到了上海。只要有时间,他就会躲进他的“工作室”,摊开工具拿出材料,专心致志地做起他的篾匠活。“佟老五工作室”,其实就是用乱七八糟材料搭建的一间临时棚子,里面堆放着很多竹子、篾条及成品。竹子是他托人从郊区买来的,而成品则是竹篮、竹椅、竹躺椅等。岳父做篾匠活纯属爱好,消磨时间,但日子一久,竟也能为家里挣几个小钱。左邻右坊有喜欢的,他也会很爽快地将一些竹篮竹椅白送给人家。 我对篾匠活没兴趣,很少去岳父的“工作室”。有一回,我去岳母家有事,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见“工作室”门没关,里面灯还亮着,便凑近探个究竟。只见岳父正全神贯注地剖着篾条。他右手拿着篾刀,左手按着竹片,而牙齿则咬着不断被剖出的篾条,慢慢往前移动。由于篾条非常细薄,像刀片一样,他的嘴角会不断流出鲜红的血水,让人看了心惊肉跳。剖篾条,也许是篾匠活里最细最难的技术活。在岳父的篾刀下,一根竹片能剖出好几层篾条,有绿有黄,有细如发丝;有薄如白纸;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和吃苦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正因如此,岳父的嘴角常年有伤疤,以及他那双手上,除了老茧外,还有纵横密布的伤口,就像千万条沟壑一般,令人唏嘘不已。 岳父无酒不做事,但在篾匠活上,他绝不沾一滴酒。他常说:做篾匠活不能分心,否则,不但容易弄坏材料,而且容易出次品废品,白费劲。然而,有一次例外,他不仅喝了酒,而且故意偷工减料,让成品直接报废。 据我妻子说,岳父一直在车间从事搬运工作,很吃力,岳母一直心疼,想给他换个相对轻松点的工作,却又找不到门路。有一次,岳父单位同事来家串门,给我岳母出了个主意,说车间主任早就喜欢上岳父制作的篾蓆,就是没法说,如果让岳父做两张精致点的篾蓆送给他,换工作的事情准成。岳母听后大喜,于是催促岳父赶快制作。但因岳父一直看不惯那车间主任,竟迟迟未动手。后来在岳母的再三催促下,他才动手做起那篾蓆,但他是边喝酒边干活,吊儿郎当的,两张篾蓆做了将近一个月才完成。当准备给车间主任送去的那一天,岳母才发现篾蓆竟然编织得非常疏松,根本不能当礼物送人,气得当场对他发飙,责问他为啥要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他梗着脖子说:我宁愿做一辈子苦工,也绝不拍他这种人马屁! 礼当然没送成,而岳父干搬运工,一直干到退休。 酒喝多了自然要伤身体,更别提嗜酒如命的酒鬼。岳父喝酒大概喝了20多年,终于在他63岁那年,不幸患上了胃癌。胃切除五分之四后,他虽然又顽强活了5年,但最终还是癌症复发,一命呜呼,再也不能拉胡琴了,也不能干他喜欢的篾匠活了。岳父大殓的那天,岳母特地买了副洁白的布手套,戴在了他那惨不忍睹的双手上,并且将那把胡琴放在了他的身边。 岳父活着的时候,总是欠别人的酒钱,弄得岳母很没面子。因此,在他病入膏肓时,岳母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到岳父那帮酒肉朋友家里,询问人家“老佟是否借过钱?”如果有,就立刻将钱还上。但奇怪的是,岳母一圈问下来,竟没有任何人说岳父借过钱。难道岳父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这岳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因为岳父第一次住院时,做胃切除手术后没几天,他还跟病友借钱到外面过把酒瘾,喝得脸色发青,差点送命。 岳父“断七”的前一天傍晚,家里来了位中年男子,约40多岁,身穿一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旧中山装,胡子拉碴的一副邋遢相。这位男子进门就朝岳母比划着手势,嘴还“哇哇”地带着哭腔。岳母认识,他不就是住在幼儿园围墙外、一只废弃的垃圾箱房里的聋哑人小龚吗?他这时候来干什么?她正纳闷时,只见他“扑嗵”一声,跪倒在香烛前,朝着我岳父的遗像连磕了3个响头,然后起身从衣兜里掏出一叠钱放在桌上。岳母和妻子一头雾水,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情?于是,连说带手势比划着和他交流起来。“说”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聋哑人小龚在我岳父去世前,回了一趟安徽寿县老家,昨天才知道岳父去世的事情,他为此赶紧过来给岳父磕几个头。 磕头罢了,给钱是怎么回事?因为早已过了大殓的日子,不合适。难道他曾经借过岳父的钱,还钱来了?但这也不可能呀!岳母知道聋哑人小龚,从安徽寿县老家,来上海已有很多年头,一直靠捡废品谋生,生活非常拮据。虽然他也爱喝酒,岳父有时候也去他那儿蹭酒,但从未听岳父说过借钱给他。再者,岳父的退休金一直由岳母掌控,不可能有余钱借人。所以,岳母连连劝他将钱收回去。可小龚很固执,无论岳母怎么将钱塞在他衣兜里,他都很固执地掏出来重新放在桌上。彼此拉扯了一阵后,没办法,岳母只好作罢。等聋哑人小龚走后,我妻子拿起那叠钱看了看,嚯,都是些5毛1元5元的零票,还散发出一股异味,似乎是刚卖了废品的钱,她又数了数,一共106元。 这事情似乎到此结束,我们也逐渐淡忘。然而,在岳父去世20多年后,也就是今年上海出梅不久,妻子照例在家忙着晒霉,里里外外东西摊了一大堆。在一只老式樟木箱里,她无意之中翻到岳父生前穿的一件皮马甲,内层口袋竟然藏着一本银行活期存折,以及一本半截的簿子。妻子打开一看,银行存折余额处,打印着267.80元的数字,而那半截的簿子上,则用圆珠笔写着:“给哑巴:5块,10块,20块……”的数字,密密麻麻有好几页,且每笔还标注着日期。字虽然写得很蹩脚,但妻子认得出是我岳父所写。她翻着簿子粗略算了一下,从1988年2月到1998年9月,岳父大概给了聋哑人小龚4500多块钱。 拿着簿子和银行卡,妻子傻傻地想了好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她内心翻江倒海,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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