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每年冬天，都或多或少地降几次雪，然而我总觉得，城市里的雪，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雪，城市里的雪，已经没了雪的磅礴，没了雪的气势，没了雪的风韵，城市里的雪，已不再是一道风景。每当下雪之后，人们忙着清理着楼前的雪和街道的雪，有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忙着把雪运走，雪，成了白色的垃圾。总之，这不是我心目中的雪，我心目中的雪，是圣洁的，它庄严而柔曼，静谧而婉约，像冬天为春天制做的婚纱，给人以梦幻般的憧憬。这样的雪，我的眼前已不复存在，它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道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雪平线……
记得我小的时候，冬天的雪都很大，那是在一片大山里——我的童年属于一片大山。
在两座山之间，有一道平坦而狭长的山沟，一条河横在两山之间。我们的村庄，在河的北面，与南面的那座山遥相对应。每年的第一场雪，首先看到的是南面的山变白了，变白了的南山，就一直保持着洁白的颜色，一直等到那称为耗子花鸟卵般大小的灰色的花骨朵，像耗子一般地钻出了山坡。
我家住在村子的最前面，周围很安静，每当有人走过，就听见“咯吱咯吱”踩雪的声音。冬天，村子里的人很少外出，所以村子周围的道路都像枯藤一样在大雪中沉睡，只有通往镇子上的那条路碾出两道窄窄的银色的辙痕。
人的道路被雪封住了，动物的路却从雪地上显现出来了：雪地上总有一行行动物的脚印——有村里的狗留下的脚印，有野兔的脚印，有獾的脚印，也有狐狸的脚印，还有散乱的像草书一样鸟的爪印。
从村子里到南山坡，平时有一条窄窄的小路，那是我们家特有的小路，开创这条小路的，是我们一家人的鞋底：这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家住在南山坡上。山上有几间房子，是我曾祖父留下的，爷爷奶奶舍不得丢下那几间房子，所以一直住在山上，我母亲和我兄弟俩则住在村子里。山上的人要到村子里来，我们也经常到山上去，所以就踩出了这条小路。
一到下雪，小路就被雪盖住了，这时就会有稀稀疏疏的脚印从那条小路上浮出来：先是爷爷的，叔叔的，然后就是我和弟弟的，我和弟弟弟脚印很小，像小驴驹的蹄印，还有母亲和姑姑的脚印。这些脚印渐渐密了起来，就形成了一条新的小路。这是一条白色的小路，像雪地结了一道硬硬的痂。
这条小路上最多的是爷爷的脚印，他每天都要到村子里做事，朝暮晌午，总能看见他的身影。
父亲的工作单位在一座遥远的城市，父亲因为一次政治冤案入了狱，所以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在生活上常受爷爷奶奶的照顾，爷爷经常从山上给我和弟弟带来一种好吃的，那就是烤红薯。红薯是奶奶在灶堂里烤熟的，由爷爷带给我们，烤熟的红薯用布包着，从山上到村里虽然经过一段寒风凛冽的路，红薯仍然是热呼的，因为爷爷运送红薯的工具是棉袄里的胸口。
有时下过雪之后，我和弟弟会往南山上跑，缠着叔叔在山上的院子堆雪人。叔叔堆起雪人来巧得恨，他不仅会堆雪人，还会堆出各种动物。有一次他给雪人戴上了一顶军帽，军帽上有他自己做的红五星，雪人胳膊旁还插了类似枪枝的木棍，想不到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竟成了被人指责的一条罪状。叔叔带领我们进行的另一项活动就是雪中捕鸟：在雪中打扫出一块净地，撒上一些粮食，然后用木棍支起一个筛子，木棍的一端拴着长绳。因在雪地找不到食物而饿急了的鸟会来筛子底下吃食，这时人在远处拉动绳子，筛子就会把鸟扣住。尽管这个活动收效甚微，但整个过程使人兴趣盎然。
每年的除夕那天，爷爷就早早地立起一根很高的杆子，杆子上挂着一个红灯笼。把灯笼挂在大门外的木杆上，自然有红灯高照，喜气临门的意思，但也是为了叫山下的村里人看见。高高挑起的红灯笼，在皑皑雪坡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全村人都会看见。每当村里人看见了南山上的红灯笼，就受到了提示，说：“看，南山上的红灯笼挂起来的，我们也该贴春联了!”于是，家家的门前升腾起一片红色。
那一年，在除夕的前夜，又是一场大雪，第二天，整个村落，大地山河，好像被雪又重新涂抹并装饰了一遍，南山的红灯笼在莹莹雪色中又高高地挂起来了。这一天，我们全家人都要到爷爷奶奶家去过年。妈妈有事需要忙活一阵，我和弟弟早早地朝着山上的红灯笼走去。通往山上的小路，被雪铺得平平的，像一张刚刚铺上的白纸，没有人画下任何的墨迹，只有我们兄弟俩的脚印。我们的脚印，小小的，深深的，印在这张光洁无痕的白纸上，十分醒目。我们兴高彩烈，一边走一边回头看自己的脚印，这个世界第一次画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路：看来我们能走多远，这条银白色的曲线就有多长，但这条银白色的曲线只能在两山之间……
当我们走到南山坡时，爷爷正从山上向山下清扫出一条小路，爷爷是在用这种方式迎接我们。我们来到那高高挑起的灯笼下，发现今年的灯笼比往年的大，似乎也比往年的红……
这是我关于我在故乡中的童年的最后的一次记忆，也是最隽永的记忆，后来我们又回到了城里。
我出生在那片大山里，随着父亲来到了城市，然后又回到了那片大山，我是城市与大山的混血儿，然而我觉得我更属于大山。关于我童年的故事，很多我已经忘记了，但我总不能忘记那座大山，还有被红灯笼映照过的那片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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