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官德：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官德”
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始终把以德治官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治民先治吏成为共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对“官德”的考察在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占主要地位。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指的是考课官吏的六项标准，“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善”、“能”、“敬”、“正”、“法”、“辩”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按《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当时三年对官吏进行一次考绩，考察他们的德行与能力。 “德行”在《周礼》中指的是“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西周春秋就已出现。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实行三年大比制度。春秋时期著名革新家管仲把“清洁于货”(《韩非子·外储说》)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而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考课制度初具规模，“六廉”标准系统呈现，反映出国家考课制度注重官吏的品德与能力并举，而又首重品德的特点。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强调“垂法而治”。虽根据不同的职务和职事分别制定了考课标准，但仍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所有官吏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敦促官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强调的是官吏应该廉洁自律，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不徇私情，决不能为人情所阻碍，要为人正直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始终把以德治官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治民先治吏成为共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要求官吏“清”、“慎”、“勤”，使对“官德”的考察在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占主要地位。 古代的考课制度，又称为考绩、考功，是按照一定标准，对在职官吏的官德、政绩和功过的考核并评定优劣等级的一种制度，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周礼》云：“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指的是考课官吏的六项标准，“廉善”、“廉敬”、“廉正”是针对品德的考核，“廉能”、“廉法”、“廉辩”则是针对能力的考察。而《周礼》“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故“善”、“能”、“敬”、“正”、“法”、“辩”六项标准前均冠以“廉”，而又以“廉善”为首。按《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当时三年对官吏进行一次考绩，考察他们的德行与能力。 “德行”在《周礼》中指的是“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与“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周礼》“六廉”标准的部分内容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西周春秋就已出现。西周时就以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为沉痛教训，特别强调官吏的道德品行，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实行三年大比制度。春秋时期著名革新家管仲把“清洁于货”(《韩非子·外储说》)作为设置官吏的重要条件。而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考课制度初具规模，“六廉”标准系统呈现，反映出国家考课制度注重官吏的品德与能力并举，而又首重品德的特点。 秦朝崇尚法治，在国家治理上反对“礼治”，强调“垂法而治”。虽根据不同的职务和职事分别制定了考课标准，但仍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所有官吏应当具备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敦促官吏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睡虎地秦简中的《为吏之道》集中反映了当时秦国官吏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其中确定“五善”与“五失”的考课标准，“五善”即“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可见当时十分重视对官吏宽厚仁爱、亲民行善的道德品行的考察。《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凡治事，敢为固，谒私图，画局陈以为耤。肖人聂心，不敢徒语恐见恶。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强调的是官吏应该廉洁自律，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事，不徇私情，决不能为人情所阻碍，要为人正直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古代的考课制度始建于
最早建于哪个朝代我国古代对职官的考课制度始创于西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历经秦、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职官考课制度。《周礼》提到的“六计”，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我国古代判断和考察官吏的一般标准。特点就是士农工商都可以参加，一起只有式子才有机会参加战国时期的考课制度是怎样的？
战国时期的考课制度,是官吏升迁的主要依据?政绩考核一般在年终进行?荀子说:“岁终奉其成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就是指这种制度?
这时,在行政管理上创立年终考核制度?这种考核制度叫“上计”?按规定,当时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长,都必须把一年赋税的收入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国君把券剖为两半,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可以操右券来责成臣下?
上计时由国君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如果考核成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官?高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核,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
中国古代对官员政绩的考核称为什么
中国古代对官员政绩的考核称为考绩。
1、第一层意思是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的成绩。
2、第二层意思是考绩的记录。
如：唐代官员考核指标：一、是标准明确、分类考核。唐代官吏考核标准分为通用标准和职务分类标准。通用标准是“四善”，即“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释义：“德义有闻”，即德高望重；“清慎明著”，即清廉、谨慎；“公平可称”，即断事公平；“恪勤匪懈”，即勤劳不懈。
这是对所有官吏的共同要求。唐代把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等各方面官吏的职责分为二十七类，作为对各种不同官吏职责的职务分类标准是“二十七最”，这实际上制订出了每一类官职的考课标准，用以考核各类官吏的才能，较之前代唐朝的考绩制度甚为详备。二、是德才结合、等级分明。唐代把考绩的优劣、好差划分为九等。
三、是范围广泛、量化考核。唐代的考绩范围广泛全面，对九品以外的流外官也都制定了考核标准。这样按品行才能功过分为四等来考核。
扩展资料：
古代考绩如何将选贤任能的宗旨落到实处，就需要在管理环节通过考核、奖惩、监察等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制度营造能上能下、各尽其能的政治生态。
首先，考核是察贤否、明功过的制度措施，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方式。在秦汉官制建立后，定期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升降成为定制。在官员履职一段时间后(一年、三年、六年、九年)由上级或专门人员和机构对其政绩、功过和德行进行考核，分出优劣等级加以奖惩黜陟。
考核是识别官员行为善恶、能力大小的重要手段，考核结果作为对官员升降去留的直接依据。
其次，奖惩制度具有有功必赏形成激励、有过必罚形成震慑的作用，是否客观公正、赏罚分明、严格执行，关系到整个官僚群体的人心向背。
明清时期，对官员惩处有“公罪”和“私罪”之分，工作中的过失错误称为公罪，主观故意犯错或犯罪称为私罪，公罪从宽、私罪从严。
公职人员一心为公做事，由于受各种条件环境的限制难免有失误甚至错误，有时事情虽比较大，但从其发生原因上讲有可宽恕处。
但公职人员一旦以公谋私，违法乱纪，虽然有时事情危害比较小，但也绝不能姑息养奸，只有这样，那些努力工作的官员才会得到宽容保护并勇于做事，那些营私为奸之人受到严厉惩处从而抑制以权谋私之风，这样的管理制度才更加公正。
再次，监察制度具有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效，是纠察官邪、肃正朝纲的制度利剑。古代监察制度遵循“钳制关系”而设置，即监察与行政分属两套吏制系统，同体而异事，共同服务于大一统政体。
古代监察制度发挥功效主要依赖于：监察权相对独立，对最高统治者负责，监督纠察不受行政干扰和掣肘；监察官依法以弹劾纠错为职要，威震百官；监察有体系化、组织化、法律化的趋势，与执法、司法部门相互衔接、相互制衡。
监察官必须具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和相应的业务能力，其选拔、任用和升降有相应的制度法律规定，确保监察官有威、有为、有畏；监察官权重位卑，设置精微，有利于发挥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考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古代民意评官有用吗？唐代对官员量化考核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文化>>媒体联播>>中国古代官制如何选贤任能？
考核，在古代称“考课”、“考绩”、“考功”等，是对官员履行职责情况的考察，主要是政绩考核。 政绩考核萌芽于尧舜，历代遵行，史书多有记载。帝舜时，每隔三年要对“官员”考核一次政绩，根据三次考核情况，实施升降奖惩，是所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五年要亲自考察一次诸侯政绩，是所谓“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禹时，也有“会计”诸侯功绩的做法。夏王朝时，“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商朝有商汤创设的“三有宅考绩法”。西周“以八法治官府”、“以六计课群吏”，大致已相当今日对公务员之德、能、勤、绩、廉的考核。周王还有一套考核诸侯政绩的办法：一是巡守，“天子五年一巡守”，“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二是述职，“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三是派员监督，“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四是通过朝廷不定期派员到地方巡访，及时了解地方官吏治绩。这说明，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考绩也不断规范。 到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更把功绩作为用人的主要原则，凭政绩选拨官员的作法更为突出。各诸侯国都实行军功制，对在作战中立有战功的人员，按功绩大小加官晋爵。以至于以后各王朝都起而仿效，太凡开国初期所用官员多为功臣。西周建国功臣姜尚被封为齐国第一任国君后，所制定的治国方略之一就是“举贤尚功”。齐国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魁，当与此不无关系。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解官员政绩，建立了适合本国特点的考核制度，并设置考核官吏政绩的职司和官员。战国时期，政绩考核一般在年终进行，各诸侯国都有“上计”制度。云梦秦简中记载，秦国对各部门都要考核，称为“课”，年终考核称为“大课”。考核后要分出等级，优者奖，差者罚。齐国按其政绩通常分为上、中、下三等。 秦汉之际，政绩考核制度更加完善，内容也更细化。秦对官吏已经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岗位责任制，要求郡守每年年终将该地方的人口、垦田、税收、粮食、治安等情况，呈报中央，由中央核实。在郡上报中央之前，各郡按同样的程序要求县令长上报和核实。对各级的小吏也按其职责考核。汉初不仅很重视对于官吏的监察、考课，还惩秦之弊，沿秦之长，考课制度进一步完善。汉代的考课制度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央课郡，郡课县，这是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一是由卿令或各部门主官各课其掾史属官，这是中央机关上下级的系统。对于官吏的考核主要有“考课”和“上计”两种方式。考核结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 隋唐时期，考课制度又有所发展。特别是伴以选举官吏的科举制的创立，对官吏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对当时的吏治改善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唐初制定的考课法看，其考课的范围很广，包括所有在任各部门、各地区的文武职事官及九品以上的流外官，每年都要经过一定的考核手续，称为小考。每隔四年（也有三年或五年）又举行一次大考。唐朝政府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课。以流内官来说，就有“四善”、“二十七最”之说，可见其考核之细。“四善”是对官吏政治素养和品质等方面的要求，“二十七最”实际上是考核二十七种不同职务官员的依据和标准。同时，对九品以外的流外官也分四等考察其功过。评定考课等第的目的，是为了选贤任能、赏善罚恶、奖勤罚懒。凡考课列于中等以上者，在政治上可以升迁，在经济上可以加禄；列于中等以下者，就要降职罚禄。 宋代考绩的种类，一是磨戡。朝廷指定特别官员或官署以总核百僚之功过，类似于唐朝的校考。二是历纸，即考状，类似于政绩档案。由百司长官在平时记录，把部属的成绩作为衡量考核的依据，类似于唐朝的司考。在京的朝官由审官院负责考核，地方政府各级官员由考课院负责考核。考课的标准，开国初期沿袭唐制的“四善”而分列为三个等级：政绩优异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驰慢者为下。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考察两种。考满三年一次。两年叫初考，六年叫再考，九年叫通考。按照所任职责考核升降。考核名目有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九年之内，有两考称职，一考平常算称职；有两考称职一考不称职，或两考平常一考称职或者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考者都算平常；有两考平常，一考不称职者算不称职。考察分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软、不谨。考京官叫“京察”，考外官叫“大计”。四品以上的京官自己鉴定，由皇上裁决；五品以下老、病者致仕（退休），浮燥、不及者降调，罢软、不谨者闲住，贪、酷者贬官为民。对于外官，州、县官按目统计成绩上报知府，府每年考察一次，上报布政司，第三年由巡抚巡按通核各官事状，造册报送，最后由中央考功部门作结论，这就是“大计”。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考满与考察制度。由各部（衙）门的长官评定标准，视该人是否称职以后，分别决定去官或留职，以表示奖惩。一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为算。考察者每三年考绩一次，凡天下官吏都要参加，执行国家黜陟的规章。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什么朝代，也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统治者都以一定标准考核课责在任官吏的功过行能，并据以升降赏罚。这说明重政绩考核，凭政绩用人，是各个朝代奖勤罚懒、选贤用能、整饬社会、改善吏治的重要措施和共同特点，也足见政绩对官员升迁和吏治建设的重要作用。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对今天的选官用人也不失其借鉴意义。三考黜陟。《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尚书》：“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三国志》：“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廷试策》：“虽哲如尧舜 ，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内则九官、十六相以为岳牧之倡，外则四岳、十二牧以任总领之责。”吏部考功司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稽勋清吏司是明清时期吏部下设的机构。掌文职官之勋级、名籍、守制、终养等事。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对于武官来说最主要是考究战功，例如杀敌数量、抵御外敌及提供的战略部署功绩，文官的话则和现今考核的政绩相似，如治安、税收、财政，甚至还包括人口的增长古代官员政绩考核更多是一种封闭、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有诸多弊端,更多的时候是综合官德、财赋、功过等于一体的综合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