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时代，是一个时代的影子，这个影子拉得有点长，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拉到了八十年代，一直拉了三十多年；大集体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大凡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在自己脑海里铭刻着一道时代的印记，证明着经历了“大集体”的那道坎，这道印记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大集体时代，一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不知多少人读过，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众多的读者中不知有多少个“哈姆雷特”，而每人都写好大集体时代，写好“哈姆雷特”的经历，写好自己心中的“哈姆雷特”，就是完美的大集体时代。我因感情的冲动，也把那一段历史从脑海深处扯出来，让它变为灵动的文字，走进人们的视野，进入大脑咀嚼，权当作茶余饭后的一段笑料罢了！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说不上荣幸不荣幸地搭上了“大集体时代”的班车，要说这班车还是赶得晚了一步，不过前人拉着后人推着自己挪动着还是走进了前半截车厢，拾着千人的牙慧，借着后人的智慧，自己再稍微有所发挥，也就使脑海中“大集体时代”的影子从模糊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也如深水中的石头渐渐露出了水面，“大集体时代”随之走进了字里行间。
大集体时代先是按时间顺序走进了页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页页打开，一直翻揭到八十年代初的，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前。每一页乃至每个章节中，都是乡村百姓用辛勤的汗水流淌出的文字，文字是灵动和流动的，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互助组、农业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四清”、“文革”等整整30年的漫长历程。这不平凡的30年，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受了人世间的悲欢冷暖，成为我国农村的一个时代缩影。曾给多少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也曾给多少人留下痛苦、悲伤和心酸。大集体时代的30年不知让多少国人回忆和感叹。
我又顺着脑海的蛛丝马迹，搜寻到大集体时代的管理模式，那就从我出生的年代说起吧，我一出生就踏入了“人民公社化”道路，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普遍形成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管理模式，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生产单位，称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按照人口、居住区域等划分出几个或十几个生产小队不等，像我们那样的大村子，就划分出了12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在大集体时代就属最小的生产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即使最小的生产队，也配备了整齐的班子，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等，在有些大的生产队还配备了副队长，那时都流传着：“生产队长是安排活的，副队长是领着干活的。”因而，生产队长大都脑瓜灵，副队长大都身体棒。
大集体时代的大队办公室大都设立在每个村子的中央，设立的大队党支部一套班子就在此办公。而各个生产小队一如一个个“鸟巢”一样分布在村子的角角落落，一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一块大地。在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建起了饲养屋、仓库、场院、猪圈等，这都是每个生产队必不可少的。建起的饲养屋用途很广，一头单独隔出一间，盘起了土炕，用于生产队临时开会、办公、剥花生基数、饲养员晚上值班等；还垒起了锅灶，偶尔用于煮猪、牛下货分给每户社员，或满足社员晚上加班集体吃饭用。在其余几间都立了牛桩，按了牛槽，每头牛收工回来都各就各位，并列在饲养屋的一侧休息、饮食，饲养屋的墙上一律挂着牲口笼嘴、套绳、鞭子之类的。似乎有了这些，饲养屋才能称得上饲养屋。大集体时代的仓库，是储存粮食种子、农药用的，也是离不了的；生产队里的猪圈大都建得很大，养着几头猪，每年到了年首岁尾，杀几头猪为常年闻不到肉味的社员解解馋，积攒的猪粪运到田地里，犒劳犒劳那些农民的“命根子”；生产队里的场院大都离饲养屋不远，每年夏天用来储存、梳打小麦，秋天用来摔花生、剥玉米等，那时的场院就像是练兵场，一粒粒粮食“练”进了粮仓。
大集体时代的饲养屋、场院就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那是生产队里最热闹的地方，粮食都从这里分到了各家各户，信息都从这里进进出出；那里也曾是孩子们玩耍、嬉闹、追逐的天堂，是孩子们留下童年脚印和几多梦想的地方，每每回忆这些，那个年代的孩子定会铭记不忘。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出工都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因那时贫穷落后，家里有钟表的很少，生产队里也没有钱，铸不起大钟，用来传递时间号令的信息大多用铃。因而那时每个生产队社员居住集中的地方，大都在高高的木杆或竖立的石柱上悬挂着铃，上工早晚，全凭铃声为号，这个时间早晚一般由生产队长来把握，由各生产队队长来打铃。儿时记得，有时老家十几个生产队的铃声接连响起来的情景：“叮叮当当、叮当当、叮叮当……”形成了美妙的旋律，打破了村子的沉寂，也分不清是哪个生产队的铃声了。而一旦那棵500年老槐树上挂着的大钟响起，听起来特别响亮、清晰，其它的铃声就会一个个被压下去。这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钟声，回响在我童年、少年的岁月里，如今已悄然远逝，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时至今日，每每回忆，只有这口大钟的声音仍如此洪亮、清晰，声声直抵我的灵魂深处。其它只有我所在的第二生产队的铃声还时常在我心里回响……
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出工都有一个固定地点，大都是离生产队长居住不远的地方。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会先到这个汇聚的地方，似乎很傲然地伸手扯起了铃绳，敲响了铃声。那时社员听到了铃声，一如士兵听到了冲锋号声，就会从四面八方迅速向集聚地汇聚。常常听到生产队长扯起嗓子喊道：“青壮年跟着副队长去送粪，妇女跟着妇女队长干，四个老头跟着我到割长沟耕地……”每每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隐隐感到生产队长也是一个不小的官，哪像现在这样把村长都不当干部。
队长分工后，各个生产队里的社员分布在村子辽阔的田野里，一队队推车送粪的，身后响起了一阵阵小推车“吱吱扭扭”的美妙响声，既像悠扬的笛音，又像清脆的鸟叫声，打破了空旷田野的沉寂；一个个赶牛耕田的，分布在田地的各个角落，吆喝牛的“啊、啊、哩哩、啦啦”声，扬鞭摔出的“叭叭、叭叭”声此起彼伏，一如乡村田野农耕合奏曲。这是大集体时代所特有的乡村农耕图，也是那个时代独特而美妙的旋律。
大集体时代的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也就是集体劳动评工记分，每个社员每天按照生产队长分派的活，干完了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进行分配，分粮、分钱。那时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也不一样，而且不固定，而是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现实劳动量，其次，还要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衡量，评定下每个社员的工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评定是那个年代衡量劳动力的劳动标准，对一个家庭、社员来说都十分重要，直接涉及到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评定好了，保持稳定，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评定不好，造成整个生产队混乱，社员出工不出力。我那时就觉得评定工分是关系到养家糊口、衣食饱暖的大事，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对“老弱病残女少”劳力的评定上，很难运作，尺度和分寸把握，评定中互相攀比，互不相让，评议中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争吵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有时评着评着就“*产”了，有时评议工分的时间比下地干活的时间还长，很早就收工回来开始评工分，评到半夜还评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社员之间为评定工分争论不休，争的面红耳赤是常事，不争论成为不正常的了，严重伤害了邻里、相亲间的感情。那时，我所在的生产队算评定好的，处于相对稳定，几乎没有闹事的。而亲眼所见别的生产队，每到评工分的时候就乱套了，队长评一次就够一次，社员评一次就打一次，而且常常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打群架。那时评工分的血腥味让人触目惊心，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如今，记工分的年代已过去30多年了，农民的劳动不再需要用记工分的方式来衡量，只有那段记工分的时光，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不，它已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大集体时代，还有一切分配都需要用“牛尾巴秤”称量，收缴公粮、剥花生种也需要用“牛尾巴秤”称量，也可以说是“称量的时代”；大集体时代还是一个“票证时代”，那个时候，吃饭需要用粮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买布需要用布票，割肉需要用肉票，这是人人都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所离不了的，这都是大集体时代的特色。
由大集体时代的生产队，以小见大，就可窥见到那个时代的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几乎都是一样的模式，这是世界仅有的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仅有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