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四年元月，我高中毕业了，接着就是过春节。春节还未过完，我听说，凡是愿意到农村去插队锻炼的初高中生，都可以到县知青办报名，于是我就去报了名。当时完全是自愿的，因为没有人动员我，更没有人逼迫我。由于我随父母亲住在山沟里，消息闭塞，直到听说我被分配到本县的两水公社插队、城里的知青已经被欢送到公社时，我才匆匆赶到，但还是错过了公社招待欢迎知青到来的那顿饭。——当时，我非常遗憾，想像那肯定是一顿有肉的好饭！
我们公社的知青队长姓张，是县上派来的，同时兼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对我说，我被分到了后坝大队第三生产队。——后来我才知道，后坝大队一共有四个生产队，第三生产队最穷（一天的劳动工值是人民币0.14元）。那些与我同期插队的高中干子女，分别被分到了比较富裕的一队（一天的劳动工值是人民币0.48元）、四队（一天的劳动工值是人民币0.38元）和二队（一天的劳动工值是人民币0.25元）。到生产队具体是哪一天，我忘了，但，公元一九七四年二月，我正式成了一名插队知青，这是有档可查、确定无疑的。
生产队欢迎招待我们的第一顿饭是派饭。我和赵永强二人在一家，吃的是米汤、炒素菜和馒头，只是，馒头有两种，黑白两色。我和赵永强不约而同，都吃了黑色的。——从此，我们便是戴着知青头衔的特殊农民了。说特殊，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当时特殊政策的特殊保护，没人敢欺负我们，没人敢对我们说三道四！
当时，我还不满十七岁。这一段插队生活使我终身难忘。我从没有抱怨过这段插队生活，相反，我非常感激这段生活经历，尽管很苦。
成为农民，无论多么特殊，终归要劳动。我们除了耕地没做过，其他所有的农活都像农民一样，认认真真的做过。最使我难忘的，一是修梯田。寒冬腊月，农闲时间，大规模的农田基建进入高潮。天寒地冻，有时飞雪漫天，还得照常出工。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白龙江边筑河堤，地上冰冻，天上飘雪，无论我们怎么拼命地干活都不能取暖，便产生了逃跑的念头。逃跑有两样损失，不要当天的工分和扔掉属于自己的工具。实在受不了了，也就顾不得利弊，只好一跑了之。二是插稻秧。脚下麦茬戳，腿上蚂蝗咬，天上日头晒，这还罢了，要命的是一连数小时总弓着腰，好不容易听队长喊歇工了，便急急地跑到一块平板石上躺下，把疼痛的腰身好好地板直一下。三是种洋芋。劳作了一天，好不容易睡个好觉，可凌晨三点钟队长就吆喝“上工了——！”迷迷懂懂走到山路上，天大亮了才到山顶，刚开始劳动就打瞌睡，一整天也不醒活。
生活呢？那时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也就略好一点。辛苦一年，只分得一斤苦涩的棉花籽油，知青们还是欣喜若狂。大家不约而同，炸油饼。可是，油倒进锅里炸响。有人说，油里肯定掺了水。把油瓶拿到太阳下一看，果然一半油一半水。大家义愤填膺，状告到公社。公社极为重视，派人认真调查，生产队长、会计和保管都说，分油是当着大家的面从油桶里抽出来的，问题一定出在领油的人身上。替我们大家领油的一位女知青只好交代了她的错误。于是，全体知青共讨之，那位女知青竟然自杀了。——唉，数斤油，害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事后大家都说，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是把油全部送给她又有何妨！长期吃不到蔬菜，手上掉皮。有知青说，他发现了一地绿茵茵的菜。于是半夜三更偷来，连夜炒着吃。大家抢，第一口就吐了，苦得钻心！天刚亮，就听一农民高声叫骂：哪个贼娃子偷了我的旱烟叶？——原来我们偷食的是苦不堪言的绿色烟草。一年的强体力劳动，仍然缺两个月的粮。知青心齐，到公社去围了书记要粮，书记答应给回销粮，我们不干，说没钱去买，书记只好批条子，直接领面粉。一袋子四十斤，每人两袋。一知青领回来的当晚便被偷了一袋。公安局来人破案，一农民盗窃者被捕，接着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十公斤面粉，三年有期徒刑，那个特定年代的典型案例，至今令我唏嘘不已！燃料问题也至关重要，我们去二十里地的寡子沟砍柴，两人拉一辆人力车，需两天一夜，而砍来的柴火只能烧几天。当时林管局水运处的木料堆满了白龙江，我们便买了五分钱一包的当时最廉价的香烟，送给几个要好的农民朋友，央求他们帮我们去偷木料。水运处的巡逻队有枪，打死偷木料的人是没责任的。可是我们也有枪——因为我们都是武装基干民兵，我们知青点有三支半自动步枪，每支配有二十发子弹。水运处的巡逻队发现我们偷木料，边鸣枪边扑来。我们也就朝天鸣枪，把他们吓住不敢走近来，便顺利得手。后来，他们得知我们是知青，只好听之任之了。——那时，知青是受“特殊保护”的。
当时，我们正处在青春萌动期，对异性有着强烈的渴求。但上边明确宣布，知青不许谈恋爱，否则，就会失去被推荐参加工作的机会。我所插队的后坝三队，是清一色的庞姓，村内不能通婚，男女之间甚至不能互相开玩笑。我们几个男知青便成了村里所有女孩子（包括少妇）能够打情骂俏的对象。知青内部不能谈恋爱，那么与农村异性呢？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如果是农村男青年与女知青发生了性关系，那八成会被判刑，罪名或理由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男知青假如与农村女青年发生了性关系，那多半是要受到表彰鼓励的，上边会说你立志扎根农村闹革命，其结果是你会顺利与那位农村女青年结婚，从此政府将不再考虑你参加工作的问题。当时，村里有三位庞姓姑娘对我挺好，其中一位，曾在某个夜晚给我用洗的非常干净的手帕，包了八个熟透的无花果，送到我的屋里，向我含蓄而又热烈地表示了她的感情。坦率地说，面对一位十八岁的、容貌姣好、温柔可人的、且对我表示爱慕的女孩，同样也是十八岁、对异性充满了强烈的神秘感、渴求欲、感激心的我，能不为之心动吗？但，我还是拒绝了她。——我进行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是家里的老大，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养活着我们一家七口，我如果“扎根农村闹革命”了，不但不能给家里减轻负担，而且还会给家里造成永久的负担。若干年后，我去我插过队的那个村里重访，得知这位女孩已是当地的富婆，我非常欣慰。——时势造人，我们毕竟进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
记忆中，还有几件事想说一说。
那是一个丰收的夏季，生产队里收了麦子，首先选了最好的准备交公粮。上万斤颗粒饱满的麦粒堆满了麦场，还没有来得及过称天就黑了。队长让我和一个与我要好的青年农民朋友一同看守。晚上，突然暴雨如注。那位农民朋友对我说，他回去拿两条麻袋，装上麦子藏起来，以后卖掉得的钱我们平分。而且，他还说了三点理由：一、麦子没有过称，偷两麻袋根本看不出来；二、此刻正在下暴雨，麦场只有我们两个人，不会有第三人看见；三、我们都太穷了，连一包五分钱的香烟都买不起，两袋麦子至少能卖一百元钱，我们一人五十元，可以美美地享受好长时间。在他说完这三个理由之后，我的确动心了。是的，神不知鬼不觉，做了也就做了，风险几乎是零。于是我沉默了，在做与不做之间反复作着抉择，一切都取决于我的一念之决。但，我还是放弃了。我对那位农民朋友说，凭我俩的关系，只要我们自己不说出来，这事的成功率的确是可以是百分之百。但，这是犯法，是盗窃公粮，我们不能做。——若干年后，我重逢这位农民朋友，说起这件事，他依然笑我胆小。我想，也许吧？可我还是很为我当时的决定而欣慰，即使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在那个特定的夜晚，作为十八岁的很容易冲动的我，没有失足，是我一生内心的骄傲！
那时，长年累月很少见油腥，即便是一顿吃五斤洋芋（规定顶一斤原粮），也不抗饿，两小时后肠子就响了。为了改善生活，我借了一个农民的猎枪，他给我装上火药，压上火炮，教我去打山鸡。山鸡狡猾，面对面它也不飞；但你一举枪，它便一飞冲天，可以飞过一架山去。更气人的是，它离你远的时候就叫：“尽肉尽肉！”而离你近被你发现的时候就改叫“光骨头光骨头！”有一次，我追一只山鸡，不抬枪它就叫，一抬枪它就飞，不知追了多远，那只山鸡终于飞不动了，任我瞄准它再也不飞了。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朝它扣动了扳机，却只听到了火炮的响声，火药没有发射。——原来，我一路追赶，火药早从枪膛里抖出去了。我颓然的坐在山梁上，回头一望，只见暮色苍茫，小路漫漫，远山如黛，直到后半夜，我才拖着铅一样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
当时规定，插队满两年就可以分配工作了。我们终于熬够了两年。但第一批知青参加工作，我们一点也不知情，只知道他们是高中干子女，而且并没有一个像我们一样老老实实地与农民一道常年劳动。半年后，我与赵永强还有几个其他生产队的知青被推荐参加工作，但我在公社的会议上被打了下来，后来才知道，一位物资局长的儿子顶了我。公社书记说，早知道他是物资局长的儿子，第一批就让他走了。又过了三个月，即我插队两年零八个月之时，我又一次被推荐，这次一切顺利，我终于参加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了一个临近的小县，与我同时分配到该县的五名知青通过各种关系留在了当地，并进了当时最红火的单位。我孤身一人去了那个小县，而那个小县却使我成名成家，结果是，而今我的境况在我们几十个知青战友中属于最好。——世事难料，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吧？何况，时限并没有三四十年才轮回一次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