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著作中屡见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的提法,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齐

7 查阅

战国诸子著作中屡见“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的提法,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齐民要术》把“耕田”列为第一卷,却无专篇讨论天时。《陈旉农书》将“天时之宜”列为第四篇,将“地势之宜”“耕耨之宜”置于其前。到明清农学著作之中,“人”之主观能动被强调到过去从来没有的高度。这种变化主要源自于
A、天人关系认识深化人本主义觉醒
B、生产发展、技术水平进步
C、人口剧增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减弱
D、农书官方化,科学精神锐减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