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被害人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时间大约是早上3点左右,在此之前已杀死过另外2名妇女的莫斯雷与格罗维斯根本不认识。无论从案件的性质还是谋杀的手段来说,这都是一起很平常的谋杀案,促使这起谋杀案震惊全国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法医的尸检报告上,警察发现,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早上4点左右,而死者遇刺的时间是早上3点多钟。难道格罗维斯在从被刺到死亡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发出任何求救吗?难道周围没有一个人听到她的求救吗?于是,警察开始走访邻近的居民,询问他们是否看见过可疑的人物或听见格罗维斯的求救声,人们都说没有。
但法医提供给警察的医学报告是:当人有生命危险时,会发出本能的求救。女死者不可能在身上有伤又有能力求救的情况下,在那安静地躺上1个小时。在警察的再三追问下,开始有人说出了真相,再加上警察从凶手莫斯雷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他们终于还原了整个凶杀案过程。
谋杀案现场的旁观者
在这个黑色的夜晚,美艳的格罗维斯依旧像往常一样停好自己的车子后,就朝着她住的公寓走去,但与往常不同的是,她发现身后有一个可疑的男子正紧紧地跟着她。格罗维斯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因为不远处就是她的独身住处了。然而就在她拿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格罗维斯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莫斯雷想捂住格罗维斯的嘴,但她却拼命挣扎着,情急之下莫斯雷将随身带的刀子插进了格罗维斯的身体里。同时,他发现这栋公寓里很多住户的窗口都有了灯光,并且有一个人还对着他大声喊:“放开她!”莫斯雷丢下格罗维斯向停车场的方向跑去……
几分钟过后,那些开灯的窗户又恢复了漆黑,受伤倒地的格罗维斯吃力地爬向大门。突然,莫斯雷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他拽下了她那长长的围巾,惊恐的格罗维斯再次向公寓里的住户发出了求救:“救救我,救救我!”灯光再一次亮起,凶手再一次逃走……当公寓大楼再次漆黑下来。莫斯雷第三次返回凶案现场,在格罗维斯微弱的呼救声中,对其实施了强暴。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整个行凶过程超过了35分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38位居民曾经到窗前观看。尽管女死者曾大声呼救,但没有任何人来救她,甚至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这38个居民有的人甚至打开灯从窗户向下张望,他们看到凶手被大家亮起的灯吓跑了,就又回去睡觉了。后来他们又听到了求救声,但以为刚才那么多人看热闹,这次也一样会有很多人打开灯的,所以就继续睡觉了。
《纽约时报》首先以《38名目击者:格罗维斯谋杀案》为题报道了整个事件,随后很多新闻评论人和学者都认为这38名无动于衷的证人是现代城市人道德沦丧的代表,顿时讨伐声四起,这38名证人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
就在这个全美哗然的时刻,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纽约大学的约翰·巴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博·拉塔内却并不同意将这种旁观者的无动于衷和见死不救归咎于道德沦丧的问题,他们相信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于是,他们精心设置了下面的一组实验。
“癫痫病人发作”的实验
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以一个关于都市大学生的个人适应问题的必修讨论课为名义,召集了72名纽约大学的新生。实际上,这是心理学家的一个巧妙设计,讨论个人问题并不是实验的目的。心理学家是想了解,当这些来参加讨论的学生发现别人有危险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为了创造与“格罗维斯谋杀案”相似的情境,每位参加实验的学生都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屋子里,并被告知可以通过麦克风与在隔壁参加讨论的学生进行交流,但这个麦克风只有轮到指定发言的同学发言时间才能打开,这样实验的参加者就无法通过麦克风与隔壁的声音交流,这与“格罗维斯谋杀案”中那些不能够互相交流的“目击者”所处的情境是完全一致的。
实验开始了,那些被分布在不同房间里的来参加讨论的学生都听到了对讲机里传出一位男同学的声音,心理学家告诉他们,这位男同学正在隔壁倾诉着自己的困惑。而实际上,这个声音是从一盘正在播放的磁带中传出来的。
这个用录音机虚拟的男生,首先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他是一名纽约大学计算机系的新生,然后他说出了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他经常会突发癫痫病。
接着,他又继续讨论着他在情感上的困惑。突然,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说话也变得结结巴巴:“我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向来参加讨论的同学发出了求救:“我,我快要死了……救救我……啊呀。”在一阵桌椅的碰撞声之后,隔壁的房间变得安静了。每个参加实验的人都听到了这部分声音。
接下来,两位心理学家为每个参加实验者续传了不同的声音,包括3种声音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参与实验者听到隔壁房间的“癫痫病人”发出求救时,再没有听到任何其他人的声音,即参加实验者以为只有自己和“癫痫病人”两人在参加讨论。
第二种情况,当参与实验者听到隔壁房间的“癫痫病人”发出求救时,同时还听到在“癫痫病人”的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即有3个人一起参加讨论。
第三种情况,当参与实验者听到隔壁房间的“癫痫病人”发出求救声时,同时还听到在“癫痫病人”的房间里还有另外4个人,即有6个人一起参加讨论。
按照两位心理学家的设计,“癫痫病人”一共发作了6分钟,由此得出的实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在那些2人讨论组中,有85%的人冲到了隔壁的教室,而且从听到“求救”到采取行动的平均时间只有52秒,甚至有的人在刚刚发现那个男生的发病迹象时就冲了出来。而那些6人讨论组中,只有31%人动了。而且反应速度也比较慢。此外,两位心理学家还发现,在3分钟之内没有采取救助行动的人,在以后的时间里也将不会采取行动。
实验结束后,心理学家向这些学生们说明了实验的真正意图,并询问了那些无动于衷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在没有经过任何商量的前提下,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自己也许并不能对发病的同学有多大的帮助,可能在场的其他人会更懂得急救癫痫病人的方法。即使少了自己一个人的帮助,还是会有别的同学去帮助那个发病男生的。
同时,心理学家还发现所有参加实验者在听到有人发病后,均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和惊慌失措,当心理学家走进他们所在的房间时,很多人的第一句话都是:“他怎么样了?”可见,这些参加实验者还是很关心“癫痫病人”的安危的,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两位心理学家推测,在“格罗维斯谋杀案”中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那38名“看客”,在案件发生的时候,内心也是焦虑不安而又充满矛盾的,并不是报道所说的那样“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