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非，某高校教授，误入法学院的文学青年。教法学，却每被误解为文学；同文人说文学，却每被误解为法学。愿重回文学柔软的心，脱离法学沉重的世界，回去的路，还是不轻。
据说乾隆末年，和珅将《红楼梦》献给乾隆皇帝，乾隆读完说这写的是明珠的家事。清末民初时，研究《红楼梦》的大抵都是索隐派，索隐索隐，就是要寻索书中隐藏的真事，索隐派有三大主张：“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明珠家事说支持的人最多，连皇帝都是这样看的。
一部小说出了世，一部抄本都要卖到几十两银子，作者却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没有一分钱稿费，举家食粥贫病交加，小孩子活活饿死，死了以后好多年读者还不清楚作者是谁。这是中国文坛最惨的创作经历之一，也是最奇怪的文学现象（一部小说不被做小说看，却被做历史看）。
为什么读者爱瞎猜呢？这部分要怪作者故弄玄虚，开篇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这怎么能不引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呢？到底隐了什么事？为什么要隐？而书中隐语、暗语，人名和地名的谐音比比皆是，都像是设出谜语让人猜。
作者设了谜，谜底却没有一律。明珠家事说还沾点边，这家确是盛极而衰，长子纳兰性德是满族不世出的大才子，青年丧妻，淡泊世情，情辞婉丽，跟宝玉确实对得上点号。但最有趣的谜底还得算北京大学校长、革命家蔡元培先生的反清复明说。
1917年，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认为这部书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蔡先生还认为，“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这个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书中阴盛阳衰，女人大多出色男人大多猥琐。“作者深信正统之说，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而甄宝玉在南京，正统明朝就是在南京起家。
蔡先生这部书中，想像力最丰富的是对贾瑞的解释。贾瑞字天祥，意思就是假文天祥（文天祥—字宋瑞），“头上浇粪手中落镜，言其身败名裂而至死不悟也”，贾瑞有意接近凤姐而反受种种侮辱，就好像清初降臣钱谦益忍辱负重一样。这些人本来也是有心做文天祥的，没有骨气做成，就投降了忍辱负重，活成个假文天祥。
这谜猜得可以，但胡适先生不同意了。他要用从美国带回来的科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考证这本书，为的就是要和蔡校长打擂台。于是他写了一本《〈红楼梦〉考证》（1921年出版），考证出作者是曹雪芹，是个旗人，反清复明说不攻自破，结论：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
这以后，索隐派在红学圈就没了势力，自传派占了上风。然而猜谜终归很好玩，后来台湾有个学者，就认为曹雪芹根本没有其人，只是抄写者的化名，曹雪芹就是“抄写勤”。
1959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出版了《红楼梦新解》，继续蔡先生的反清复明说，解释更有创意。潘先生认为，宝玉影射传国玉玺，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朝，林、薛争取宝玉象征明、清争夺政权。袭人是龙衣人，蒋玉函住在紫檀堡，暗含有装玉玺的匣子的意思，等等。最有创意的解释，“宝玉爱吃胭脂，是从玉玺要印朱泥上想出来的”。
同为台湾学者的陈炳良却说，他可以把潘重规（繁体写作潘重規）这三个字也拆出反清复明的含义：潘字左边水影射“满”字，右边是番，合起来可以指番人的满洲。重字中含一个“日”字，規字中含一个“月”字，合起来就是明。不知道潘先生同意否？
汉字里有日月水作偏旁的太多，叫玉的也太多，有红字的词也太多，不小心出了名，就是要反清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