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对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前景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说：“用现代生物学手段，用中医原始和质朴的、讲究整体、注重变化为特色的治未病和辨证施治理念来研究亚健康以及慢性复杂性疾病，是东西方两种认知力量的汇聚，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境界提升和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陈竺认为，西医看到的是清晰的局部，而中医看到的是模糊的整体。中医强调“阴阳平衡”，与现代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强调“天人合一”，与现代西方科学讲的健康环境因素十分相似；中医强调“辨证施治”，类似于西方医学通过药物遗传学为每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的药；中医的复方理论，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西方治疗学越来越强调的各种疗法的综合使用。陈竺表示，当前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优点、精华是什么，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草率对它下结论，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陈竺预见，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那么，中医学模式究竟是什么样？卫生部部长为什么要说中医有望对现代医学模式带来深远影响？今天，笔者特别采访了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教授，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以全面解答并进一步阐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何裕民教授就对中医学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中医学模式及其现实意义》率先发表在1983年第8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后，在《中医药揭秘》、《中医学导论》、《中医学方法论》等专著中，何裕民教授对中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的关系均有诸多精辟论述。
何裕民教授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论过医学模式问题。那么，什么是医学模式？医学模式对医学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中医学模式究竟又是什么样呢？
何裕民教授说，医学，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认识和观念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医学中一些主要问题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基本看法，这些基本看法反过来又对医学工作者的认识和思维活动起着较大影响，左右着人们的继续探索，并作为可供参照的模式，通过医学教育和学术交流等形式，主导着整个医学界的社会实践。医学领域内，由基本观念所组成的，可供参照的模式，就叫“医学模式”。探讨医学模式，事实上就是分析整个学科的核心内容。
《内经》中，中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已被奠定，这一基本精神是建立在东方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体现出中医学的一系列特点。
中医学历来认为，它所探究的对象，是“形神合一”、“形神相即”的“人”。置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以分析考虑其机能状态，并结合环境变化诸因素，进行诊断、治疗、预防等一系列医学实践活动，是中医学的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完整地体现在《内经》的学术思想中，也仍在今日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如将这原则的基本精神解释成现代术语，即可以说，中医学具有环境－形神医学模式。
中医学模式中，形神含义是比较确定的，形指形体机能，包括气血津液、脏腑经络、躯体肌肉等生物机体或生命物质及其所进行的机能活动，可粗略地视为生物因素；神在这里泛指精神魂魄、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活动过程，意即心理因素。
何裕民教授进一步分析说，中医学还发现社会环境对人之心身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内经》谆嘱，凡为医，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指自然环境中种种影响因素及其变化，“人事”则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其涉及甚为广泛，大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地域性习俗风尚等；次则涉及病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个人经历和处境遭遇等；小则与人情事宜、文化修养、勇怯动静等个体因素有关。因此，医家必须从环境变化对人的机能影响和人的机能活动与环境的适应，以及心身活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去分析认识个体机能状态和不同病症的病因病机，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研究探讨和预防诊治等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就是中医学的基本看法，它主导着历代医家的医学实践活动，因此，逐渐演变成中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这一模式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中医学之总体，并起着主导作用，使整个中医学紧密、有机地融合成一体。
20多年来，何裕民教授一直致力于中西医比较研究，他分析说，中医学模式与近代西医学的单纯生物医学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它在考虑到生物因素(形)的同时，把心理因素(神)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将“形、神”两者放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它体现了中医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和他所生的病。这些不同，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医学模式与新近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在基本点上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视作为一个超然独立、与世无关的实体，而是看作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周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也是两种模式与生物医学模式的根本分歧所在。中医学模式和新医学模式共同之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对健康和疾病作了更为全面的考虑。重视健康与疾病的生物过程同时，强调心理过程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和处理，不至于陷入生物机制这一单独的死胡同。
其次，中医学模式和新医学模式的共同之处，可敦促医学工作者把他的注意力，从单纯注重“病”转移到首先注重生病的“人”，其次考虑他所患的“病”，不可只见病，不顾病人。因为病常因人而异，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由于医学是发生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始终进行着人际交往。医患关系对于医疗效果有着明显而重要的影响。有研究提示，同一病人，同样的药物，同等剂量，但因医患关系的不同，治疗效果可以迥然相异。中医学模式和新医学模式的共同精神，有助于人们避免只重视“病”，忽略生物的“人”的倾向，改善目前较普遍存在的忽略医患间人际交往和医生自身伦理道德修养的状况，这些将显著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效益和诊治活动的实际效果。
一些医学问题的完满解决与其说有赖于生物科学的进步，不如说依靠社会的综合治理。如防止艾滋病蔓延，并设法加以控制，与其说是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学问题。医学模式中考虑到社会因素，可以为医学研究、教学和医疗卫生保健的行动计划之制订，提供一个更为合理和科学的蓝图，也将会使卫生经费的投入与实际效果的取得之间，出现协调和平衡。
中医学模式和新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还存在着某些差异，其中最重要的差异表现在“环境”和“社会”问题上。环境和社会并非只是措辞之差，而有实质之别，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医学置人于环境中，它在考虑到社会因素影响的同时，还重视自然因素的影响。而“自然”和“社会”，就像研究它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两者虽有交叉和联系，却不能混为一谈。现已有大量而充分的研究资料证实，自然界众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理病理过程，因此，医学还必须考虑到自然因素。一般说来，在科学中，当一个模式不能适宜地解释所有资料时，就要修改或摈弃这个模式。有意思的是，新的医学模式本身仍不足以容纳和解释自然因素与身心健康及疾病密切相关这一事实及大量研究资料，故它可以从中医学模式中汲取某些有益的观念。
何裕民教授指出，中医学具有环境－形神医学模式，它注重自然、社会、心理、生物等因素。这一模式的基本精神主导着历代医学家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表述而言，中医学模式有朴素、简陋之嫌，但却具有丰富而合理的内核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包括可以为未来医学合理模式的确定和完善提供启迪和借鉴。因此可以说，中医学模式有望对未来医学模式的转变与创新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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