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笃信中医的人看来，现代化八成是个伪命题，他们很可能无法接受西方来的那套医学和卫生理念，如果所谓“现代化”意味着接受西方式的政治文明、技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话，那么在医学方面，中医是一定不能屈服于这一潮流的。辜鸿铭就说，西方文明归根结底是机械文明，也许在某些方面优于东方，但其崇拜金钱、崇拜物质的弱点早晚要暴露，相比西医，中医用自己的一套术语来治病救人，看起来恬淡许多。
186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天津这一口岸，开始往清帝国输入西方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西医，及其相关联的一整套卫生习惯和理念。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八国都在天津老城外建立了自己的租界，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西方人，一方面对拳民代表的中国式迷信、蒙昧、野蛮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却又在殖民地致力于帮助中国人进入现代;中国人的反应也分为两种，一部分人抵制西医，而大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晚清改革派官员等等中国本土精英，则往往向西方的现代卫生制度表达了好感。洋枪洋炮开路输入“优秀文明”，在这过程中遍布着一系列有关中西医孰优孰劣的争论，但最终总是武力优势的一方占据上风;与之相伴的，在天津这一典型的被殖民城市里，是新建的卫生系统和送粪工、送水工的并存，是公共卫生制度的渐进覆盖与传统私人卫生服务的并存，体现了各式西方(包括日本)建筑、西方生活习惯不断地在卫生和不卫生之间保持边界的努力。卫生的分级，也分出了人的三六九等。
《卫生的现代性》一书描绘了一幅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图景：在医学和卫生方面，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进入国际意义上的现代性轨道的，在这之间，小至中西医的地位，大至中国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深刻变化。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百年间，大规模的瘟疫一次次袭击天津，这让中国的精英们不得不抛开被殖民的屈辱感，转而认真对待西方强加过来的那些礼物：城市地下管道、身体手术、卫生防疫、细菌技术，这些中医理论中完全没有的货色，可能是改造国家、社会、个人的必由之路(想想鲁迅的某名言)，而这改造便意味着敞开胸怀，拥抱现代性。
如果说“现代化”可能是伪问题，那么“现代性”却是切实的存在：中医可以不被辜鸿铭所谓的机械文明同化，但现代性犹如漫天飞蝗，从各个途径入侵、渗透入“东亚病夫”的肌体。中国精英们的对策是，将1860年和1900年代表的屈辱话语抛在一边，先致力于控制瘟疫、净化城市环境、改进生活质量这些具体的事务。通过这类行动，他们也逐渐融入了国民素质改造的重大命题。
作者罗芙芸在纷繁的历史细节中铺设了一根主线，那就是：在遭受屈辱的殖民的同时，作为精英分子的中国人接受并利用了西方送来的新思想，思索和改造本国落后的城市面貌和人民素质，同时塑造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身份。“现代性”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被导入中国的。罗芙芸特别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天津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发生的变化。日据时期的天津，虽然暴力凌辱随时在街头可见，但日本占领者实施的种种卫生措施，也得到了中国医生的妥协、接受。
这部精彩的微观史学著作，就这样向我们展示了围绕核心的“卫生”概念，现代性的输入过程及其后果。“卫生”二字原出自《庄子·庚桑楚》，却为日本学者长于专斋所首先使用，其意义便从道家的个人养生转移到了关于集体健康的公共控制上来——日本充当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微观史学穿透列强侵华史造就的屈辱话语，把历史的真实勾勒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具体接触中，呈现出极为细致复杂的面貌。历史研究之精彩处，往往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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