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分之一血指纹http://www.sina.com.cn2006年05月01日16:30《法律与生活》杂志
文/江澈
他是一位中国警界的传奇人物，三十多年的探案生涯中，曾参与过两千多起案件的侦破，却从没失过手。有人感叹：他这个警察有如神助。当年进警察队伍时只有初中文化的他，现在已是中国三所警察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就是痕迹鉴定专家刘持平。
女会计被害，20万元失踪
2001年7月12日，在江苏常州新区江边发生一起分尸案。死者为女性，被分尸后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扔在江边草丛中，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死亡，其口腔包括颈部，都有明显的捂压和勒的痕迹。经查，死者是镇上的一个会计，当天到一个储蓄所去存村里的20万元现金，后被害，所携现金全数失踪。
当天上午，被害人曾到过储蓄所，约好中午来存钱，故她携带大量现金的事实，在被害前就有人知道了。当时储蓄所营业员对她说：下午人多，最好中午人少清静时来把这钱存进去。据此分析，应是此后时间不长其就被害了。经了解：储蓄所知道此情况的营业员有四至五人，其中是否有凶手呢？可那几个营业员互相证实：在案发那段时间，大家都在柜台营业，没有作案时间。
办案人员在抛尸现场寻找到的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装尸体的纸箱上贴有“某汽车电子器材厂”字样的合格证，说明凶手家中可能经营汽车电子器材；更重要的是，凶手家中具备装箱用的打包机，现场提取到的七根打包带都带有打包扣。如此，事情看上去就简单多了。
可警方据此进行排查时发现，该镇有个特殊情况：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工厂，都在利用这种纸箱，而且都是回收再利用，形成了一个流动循环过程，若要查出这只纸箱具体出自哪一家，颇有些困难，况且打包机家家户户都有。
看似有价值的线索一个一个走进死胡同，办案人员此时能做的只是走访和排查。排查是件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力的工作，当时此凶杀案确定的排查对象至少有两百多人。可没有关键物证，无法锁定嫌疑人；就是锁定了主要嫌疑人，也没有实施拘捕的足够依据。
与此同时，相关的技术工作也迅速跟上。警方进行现场勘察时，技术人员在纸箱上发现了半枚血指纹，当时它的利用价值并不高，故没有引起重视。指纹被公认为是物证之首，警方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往往非常注重对犯罪现场指纹的提取。刘持平是全国有名的指纹专家，常州“7・12”案件现场留下的这半枚血指纹取样后，以最快的速度送至刘持平的案头。
半枚血指纹难以寻疑凶
刘持平对这枚在现场发现的指纹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分析：此指纹残缺不全，约占指纹面积的八分之一左右。经仔细检验，该指纹上共有3个被称为高尔登的细节特征。现代指纹学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按约定俗成习惯，在欧洲国家，具备12个高尔登特征以上的指纹才符合鉴定条件，中国的标准是8个以上。对特征数量定出标准，主要是因为存在特征相同的概率。一般来说，低于8个高尔登特征，通常就认为不具备鉴定条件。
没有其他更多物证，只有此枚残缺指纹，刘持平分析后认定，此枚残缺的血指纹，不可能是被害人的，而应是犯罪分子无意中留在该纸箱上的。这枚残缺的血指纹后又被送至部级、省级三个权威鉴定部门作过检验，可惜的是，因其面积太小，细节特征稀少，最后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没得到任何结论。案件的侦破几度陷入困境，而此时刘持平的身份不仅是指纹专家，他还担任常州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还要为此案作出结论，故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这枚残缺的血指纹进行研究、分析。
作为刑侦人员，接手了一个案子后，一定要对此做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认定、否定以及最终因条件不足，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得到结论。这枚血指纹虽然残缺不全，但或多或少地能提供出一些有关案情的信息，若没有这枚指纹，警方在侦查上更难下手。刘持平认为：在有关案情的任何东西里，都含有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没有获知、了解，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弄清弄懂。
刘持平1952年出生，1973年进入警界，多次立功，32岁就成为常州公安局副局长，还兼任江苏省公安厅科技专家组成员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警学院和江苏警官学院客座教授。在刘持平的字典里，没有“服输”二字，他喜欢啃硬骨头，喜欢研究疑难案件。对一个学习型的刑侦人员来说，破案中每一次所遇到的困难，都是一次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在这次侦破“7・12”案件中，刘持平也是如此。
提出新理论，锁定嫌疑人
“7・12”杀人分尸案惟一能指证凶手的，就是现场留下的这枚残缺的血指纹。可按鉴定标准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被认可的证据。一般的指纹摆在眼前，若不是很疑难，一般几分钟，或长一点，二三十分钟就能认定，可那天刘持平看了3个多小时，仍感伤神。通常来说，若是100个案子的犯罪证据，哪怕99个鉴定对了，只有1个鉴定错了，也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和巨大的损失。所以在鉴定犯罪证据时，刘持平往往是慎重再慎重。经仔细地观察、研究，刘持平认定：这枚残缺的血指纹，就是嫌疑人所留下的。
刘持平还是拿出了一份鉴定书，同时拿出了一个在指纹鉴定领域全新的理论――拓扑学理论来论证自己的鉴定结果。可在常州市公安局召开的专案组全体会议上，刘持平正式宣布他的鉴定结果时，虽然大家都没吭声，但刘持平从大家的表情上看出都不是很信服，不是完全能接受：因为此结论难与传统的标准统一。
会后有同事问刘持平：拓扑学是个什么理论？刘持平解释：拓扑学是专门研究图形的一种数学。以前用的理论基础是数学中的概率论，现在这枚只有3个高尔登特征的残缺指纹，若按照概率论来计算，两枚指纹中的3个特征相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提出新的理论，并据此做出鉴定，需要非凡的胆量。可人命关天！拓扑学又是第一次引入痕迹检验，更是第一次用来破案，没有人敢对这个鉴定表态。
在传统的指纹鉴定领域，指纹比对主要是依靠高尔登细节来认定，高尔登细节是一条指纹线的端点形态。从图形上看，线条总有起点和终点，也有线条和线条交汇处，称为结合部，这些都是特征。一个指纹一共有100到120个高尔登细节特征。刘持平认为：按照拓扑学的原理来看，指纹中除了高尔登细节，其他的事实也是特征，因为它是一幅画、一幅图形。
让人意外的是：刘持平对“7・12”凶杀案现场留下的那枚残缺的血指纹作出的鉴定结果，竟然锁定了一个天天和专案组打交道，跑前跑后主动为办案人员提供线索的人――死者所在村的治保主任徐建平。这种情况是刘持平在30年的办案经历中从没遇到过的。在他主持刑侦工作的20年里，平时他对一个案子做出证据结论后，就等于下了命令，下面就该如何如何办了。可这次刘持平看出大家有点迟疑，即加重语气道：你们只管执行命令，我做的鉴定我负法律责任。
刘持平拍板了：这枚残缺的血指纹就是徐建平所留。侦查员们当即把徐建平带回进行审查。可仍有人心怀忐忑：只凭一枚1/8面积的模糊指纹，根据一种从未用过的学术理论，就做出了鉴定结论，刘持平可要承担错案的风险啊。但刘持平很自信，他认定这个血指纹就是徐建平留下的。
捍卫指纹学，驳斥洋权威
在“7・12”杀人分尸案侦破的最后阶段，以那枚残缺的血指纹作为重要证据，警方对嫌疑人实施了拘留并搜查了其住宅。很快，17万元赃款、被害人的手机以及作案现场留下的带有血迹的纸箱片等证物一一浮现，嫌犯徐建平在证据面前，彻底交代了谋财害命的犯罪事实。
“7・12”案在僵持一个多月后告破，刘持平不仅为此案的侦破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他这次提出的新理论还完善了公安痕迹检验的理论系统，也为中国指纹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持平认为自己的长处就是非常善于总结：一个案子干下来后，成败得失心中有数，下次再遇到此类案子，就不会犯原来的错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在专业上要有绝活。
刘持平在刑侦学和指纹学的领域里越走越远。但就在“7・12”案件发生半年之后，指纹鉴定――这个法庭上的证据之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2002年1月7日，美国联邦法院的波拉克法官做出“指纹鉴定不是科学”的裁决，驳回公诉方以指纹为证据的请求。此消息震动了整个指纹学界，一时间，指纹学大有被推倒终结的势头。喜欢造势的媒体在报道中强调：这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联邦大法官波拉克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曾先后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因此他的观点非同寻常，他可能使指纹鉴定这一法庭科学的百年基石出现动摇。
作为国内资深指纹专家，刘持平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旗帜鲜明地对波拉克的观点表示反对，同时专门写文章捍卫指纹鉴定的科学性不容置疑。在指纹学界，刘持平的观点掷地有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波拉克关于“指纹鉴定不可靠”的观点是错误的，是反科学的。说他是权威，他是法官权威，并不是搞指纹学的权威。他仅通过一个个案而否定整个指纹学，我就觉得波拉克他不懂指纹学。在学术界一片反对声中，一个月后，波拉克撤回了1月7日的法案，承认被告的指纹鉴定可以作为法庭证据。
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刘持平认为：此事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涉及我搞不搞指纹研究的问题，而是对指纹鉴定乃至于对证据如何看待的问题。在刘持平看来，不输给别人的前提就是有没有真本事。在指纹学这个领域里，他已走得很远，包括拓扑学、概率学、函数学、心理学、遗传学、运动学、甚至美学和考古，很多悬案的谜底就藏在这些学问的背后，他仍要继续深入地探研下去。
（与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第一线》联动报道）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4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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