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是四月一号晚上接到阳子长途的。电话那头远远的传来阳子软软的声音--丹，do me a favor，写写你的故事好吗？别搞笑了阳子，我的底细你还不清楚，哪儿有什么值得一听的故事。就聊聊三年前的那个夏天好吗。阳子老是这以柔克刚的架式，让人不能拒绝。
晚上我躺在黑暗里寻思了半宿，觉得阳子说的也不无道理，也许自己的经历能对年龄小些的朋友有一两分前车之鉴的作用，也暗自奢望能藉此与同龄人共鸣共勉，遂披衣裳烛，凝神静气，伴上纸巾若干，重游旧事。
--谨以此文献给正面临高考和与我一样曾体验过七月幽默的朋友们。
混沌
我所就读的是一所以外语著称的重点文科学校。每年保送到北大，北外，人大，复旦的机会是许多人不惜走后门拉关系花重金入学的重要原因。而就在一九九六年，偏偏有一群呆鸟放着好好的历史，政治不念，嚷着闹着要分一个什么理科班出来。他们甚至还联名往校长办公室递了申请。而我，就是这十来个人中的女生。
说实在的，当时我的文科并不差，甚至还能厚颜无耻的称上有那么些好，至少是能被归于备受羡慕的would-be保送生之流的。所以递申请的事儿一传出来，朋友们马上就都不约而同成了一流的知心姐姐和Dear Abby，对我进行人生观的再教育。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是有那么一点儿冲动，不过也并非全无缘由。那会儿我们有一帮狂爱数学的哥们儿姐们儿（也包括现在淑女化了的阳子），大家常一块讨论悖论，拓扑，还曾经不知天高地厚的谋略证明"1 1"，反正是雄心勃勃，小宇宙也燃烧得比较旺盛。阳子和我常常晚上挤在一个被窝卷里借微弱的电筒看书。不记得是那天我下了决心："阳子，我要念理科"。
坐在理科班人头稀疏的教室里，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满足，还产生了慕名的胜利感--说实在的我现在承认这其中不乏虚荣的成分（朋友们老开玩笑说丹分班那阵子你简直成了一只好斗而骄傲的小母鸡）。念理科的生活远不如读文科的时候来得自在悠闲，更谈不上什么情调：以往大侃特侃的各色娱乐头条，当红明星，文学音乐都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远去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受力分析和有着怪怪名字的化学基团。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平平的，淡淡的，仍然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自创公式，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仍是在不知不觉中抽屉里的获奖证书越来越多，几乎是科科都有，样样俱全。获得荣誉，似乎已渐渐成为了一种习惯性的行为。我就在这样的浑浑噩噩中度过一半的高中时光。
高二下的期末考中老师用了往届的高考真题。卷子改出来后老师说丫头加把劲考清华吧，我说那好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天我找了一只鲜红的粗彩笔，在日记的扉页上重重写下了"清华"两个字。
高三一开学，学校里保送的工作就陆续展开了。与往年不同的是那次理科生偏偏特受青眯，保送条件也优厚得诱人：，"4 2"本硕连续，双学位，自选专业，高额入学奖学金……浙大，大连理工，西安交大，以及全国几外都来了。短短几十天里，班里留下参加考试的人少了百分之五十。那段时间里教室里冰激凌，巧克力，各色零嘴点心简直就没断过。我也很乐得在大吃大嚼的时候抽空骂他们一句"临阵脱逃，真不够义气"。毕竟在我看来，保送这档子事与自己老早就是绝缘的了--自从我写下"清华"的那天起。
高考前的备战是极其乏味枯燥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大家都有些疲惫，倦怠，有些同学已经开始动摇参加考试的决心，四处打听是否还有机会免考。那是一段人心浮动，军心涣散的日子。我尽管每天一如既往的上课，自习，保持着低调，但仍不能达到心无杂念的境界--至少是少了那么些背水一战的豪情。
幸好填报志愿的日子马上到了，一切也就顺理成章的定了下来。
玩笑
那是临高考的前几天，该保送的同学都保送了。教室里上自习的人越来越少。一向镇定自苦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而我很清楚，这是"胆怯"。就在一夜之间，我发觉自己还有那么多的知识点还未弄通弄透，还有那么多的要点未记未背。更可怕的是，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如果当初保送了是不是会更为稳妥呢？这个愚不可及的问题像幽灵一样，折磨得我心力交瘁。正是这种动摇毁掉了我胜券在握的高考。
一直很努力的调整着心态，可也在那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意志竟然如此的薄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各种支持和鼓励全都化为多余，更多些的压力，使我不堪重负，举步维艰。NO MAN IS AN ISLAND, but at that time I was an island。
其实真正上考场的时候，我是出奇平静的--不管怎么说，都真的是背水一战，别无选择了。在某个程度上，也许这种无奈比眼花缭乱的选择机会还要好得多。
取成绩的那天，白晃晃的太阳灼得人晕目眩--而这一切对于手持成绩单的我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就在打开小纸条的那一瞬间，我已经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我考了一个能上其余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分数，除了清华。而这意味着我即将勉强迈入一所just so so的一类甚至是二类的学校。那时我感受到的既不是伤心也不是失望，而是彻头彻尾的空虚。不管怎么样，一切就这样结束了。那几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也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我只是习惯性的，木然的，有些悲哀的看着它们，看着它们在手中融了，化去了，化作一滩黑水，一洋一洋从指缝中落到地上，映出一张毫无表情的脸。那双似曾相识的眼睛里只有呆滞和漠然。
那真的是一段没有风雨没有云月的日子。几个月没日没夜的寒窗苦读，就在这样的一片空中画上了句号。朋友们打来电话，我只是有一句无一句地应着；全家人署期出游，我也懒懒的自愿留下看家。其实我的冷淡倒并不是完全源于高考的失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曾暗暗想过如果是另一种结局会怎样。最理性的答案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至少在近期内不。兴许这能称之为"高考后遗症"罢。
然而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却不得不放低姿态。整整一个暑假，电视里充斥着的全是高考胜利者的赞歌。偏偏那些被采访者又都像事先约好了似的全是一副又红又专，踌躇满志的样子。开口闭口尽是自己光辉的奋斗史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那陈子，这之类的节目闹得我心烦意乱。有时我想，究竟是自己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还是人们一上镜头就会不自觉的显现出或多或少的虚伪呢？为什么导演们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能洞悉一切，明察秋毫呢？难道所有节目都一定要以真实为代价换取所谓的"积极向上"的中心思想吗？尽管愤世嫉俗地想了这许多来解脱自己，最终我还是承认自我的失败--无论是就高考本身还是在舆论压力面前的手足无措。没有作业的暑期在我看来是如此地漫长，简直成了一种煎熬。我盼望着及早开学，盼望着能快快结束这种无可奈何的悬浮状态。至少忙碌一些的生活，全新的环境，能或多或少满足一下我那种愚不可及的虚荣罢。
就这样，我和自己开了个玩笑。只是这玩笑的当事人缺少了足够的幽默感：以至于在自以为是的笑声中还隐约夹杂着些啜泣，在不屑一顾的笑容里还偶尔闪动着泪光。
前路漫漫
这就是大学了。
由于学校的失误使我的入学报道比一般同学迟了几天。我的学号也理所当然的排到了全班的最末，而这种情况通常只发生在某些极有"背景"的人身上。于是乎走进课堂的第一天，迎接我的便是轻蔑和鄙夷的目光。身心疲备的我哪里还有辟谣的兴致，况且一贯养成的骄傲也使我绝不可能低头向大家解释。大家认为怎样就是怎样吧，反正我已经无所谓了。于是就这样孤高的独来独往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高数课讲得太慢，物理老师有些罗唆，英文课更是毫无可听之处……我就这样挑剔着身边的一切，然后空想着在清华念书的同龄人现在正在干什么。这种迷迷糊糊的病态使我甚至怯于选修很popular的"心理卫生"课程，生怕会有能完全对号入座的病例。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而且在期末时我做了一个"勇敢"的断言--这四年生活的中心词将注定是"无聊"和"畸形"。
空虚至极了，我也会想办法给自己找点乐子：当然不会是和同学逛街看电影（况且那时候即使我愿意也绝对找不到同伴）。于是有一天我在心血来潮中报名参加了学校里两年一度的主持人大赛。也许我天生就是个属于竞争的人，也许在舞台上
拿着话筒无形中给了我长期以来所需要的渲泻的机会--我获得了比赛中的奖。是学校的党委书记颁的奖，当时他说"小姑娘，知道吗，你自信的笑容很可爱"。我愣住了，我？自信？可能吗？
回到寝室，我破例在镜子跟前停留了一会儿，朝着镜子挤出几个机械的笑容。我不得不承认这尽管勉强，却远比面无表情好得多--至少是生动得多。疲惫的眼睛里有了笑意后也确实不合逻辑的出神些，如人所说的--"自信"。
于是，我开始试着向周围的人微笑……
大学里的第一个新年，我收到了好多老朋友的贺卡，大家从来就没有冷落过我，忘记过我。"Hi，姐们儿，你好吗？"，"好久没你的消息，还以为移民去哈雷彗星了呢？……阳子的卡片也到了，小小的，写不了几个字儿，也没另外附信。我带着一肚子的怨气瞅也没瞅就把它随手扔在一边--这算什么好朋友，真是日久见人心呀。一天清理杂物时随手翻了翻，顿时眼泪就刷刷落下来了：上面写着"丹，我想去清华玩儿，四年后你在校门口接我好吗？"
那张小卡从此就落户在了我床头的台灯座上。每次看到它，总是禁不住眼睛凉凉的。好几次梦里都看见甜甜的阳子在清华大学的门口对我说"丹，就知道你一定能来，等你好久了"。后来放假去阳子家，我说你这家伙也太煽情了一点儿吧。阳子倒是笑得诡秘，得意得很--"是不是该随卡附送手帕一块？"不过我真的很感动于阳子的相知，若不是如此，也许我还会继续在消沉中孤独的走很远很远。
前方的路漫漫，可我已经开始重新学习怎样自信的微笑--因为我始终欠着阳子，也欠着自己一个愿望。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阮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