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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高考(Q吧)已经结束了，但对于婺源中学教师汪有万来说，“高考”远没结束。前往弋阳县进行监考的他，被指“打了女考生一记耳光”，至此，他一夜成“名”。
6月12日上午10时，在婺源中学的办公室，身高1.7米、体型偏瘦的汪有万在接受《新法制报》记者专访时有些腼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接受记者采访，我怕紧张出糗，但我欢迎媒体就此调查事情的真相。”
事件回放
据媒体报道，6月8日上午，弋阳县一中高考点文史类第9考场，考试结束交卷时，弋阳一中一名18岁应届高考女生因站起来无意识地摆动了一下头部，被在身边收考卷的婺源县监考老师汪有万突然挥起手打了一耳光。发生在高考期间的此事迅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江西省、上饶市教委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目前最终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我没打人，只是善意地拍了拍她的头”
新法制报：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汪有万：我是第9考场的监考组长，监考过程中，考场纪律比较正常。11时30分，考试结束铃响，我们开始收卷。我负责第三组和第四组答题卡的收取。在收答题卡的同时，我不时地监看着其他考生的动向，以防出现舞弊行为。这时，我发现17号女考生站起来看后面18号男考生的答题卡。起初她只是看看而已，我没有制止。在收了几张答题卡后，女考生用手指了指答题卡，还和男考生窃窃私语。随后，男考生对答题卡作了更改。我便赶了过去，当时我左手抱着一大堆答题卡，便用右手在女考生的头部轻轻地拍了一下。我没打人，只是善意地拍了拍她的头。拍她头时我也只用了四根手指，拍得很轻。
新法制报：在你看来，当事女考生到底有没有作弊？
汪有万：作弊是肯定的。我当时距离当事女考生只有1米多远，她和男考生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楚，但我看到她用手指着答题卡，男考生则在涂改。我走近时，他还在涂改答题卡。
新法制报：口头警告不行吗？
汪有万：我监考20年，从来没见过这么胆大的学生。当我站到她身边时，她身体还没有转过来，手仍然指着男考生的答题卡。在收试卷时我们就反复强调考生要站在原地不动，口头警告对她不起作用。我是在提醒她要遵守考试纪律。
新法制报：没有其他方式处理吗？
汪有万：如果是一个男考生这样做，我也许会按着他的手不动，然后叫其他监考老师签字证明他在舞弊。可是，她是一个女考生，一来按着她的手怕被说成我在调戏她，二来这些考生都是历经多年寒窗苦读，如果因此断了她的大学梦，我于心不忍。
新法制报：你当时还说了什么话吗？
汪有万：我只说，“的严肃考试，怎么可以这样呢？”
新法制报：作为监考老师，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形属于舞弊行为？
汪有万：考生带手机抄袭、带资料、传纸条等都是舞弊行为，她手指着男考生答题卡，男考生因此修改答题卡，舞弊行为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们属于共同舞弊。
新法制报：你作出这个举动后，考场内的其他监考老师和考生是怎样的态度？
汪有万：女考生没有任何*，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我收好试卷和答题卡准备离开时，我看到她扑在桌上，边上还站有几个考生，我还以为她是在自责呢。
“我没道歉，我是正常的监考行为”
新法制报：考试结束后发生了什么？
汪有万：12时30分许，我还没吃饭，便被弋阳考务办公室的人员叫到省、市巡视员那儿了解情况。考生及其父母，还有考区主任、副主任，考点主考等人在场。
我将事情的经过详实地说了一遍。考生本人并无异议。但考生的父亲很激动，用手指着我鼻子说要“打死我”。当时考虑到这件事的影响，省、市巡视员叫我下午暂时回避，并让我写一份经过材料。
新法制报：家长怎么这么快就来到了学校？
汪有万：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当时我也很意外。
新法制报：在与家长交谈时，你说了什么？
汪有万：我把考生作弊的情形说了一遍，但是，考虑到考生下午还要考试，我安慰她让她好好考试，不要想那么多。
新法制报：你和家长当时发生冲突了吗？
汪有万：我没有吭声，家长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不想把矛盾激化。在我下楼梯到一楼楼道口时，婺源来的同事都在等我，家长又说要狠狠打我一顿，当时我们一个姓金（音）的老师顶了他一句，说“你试试看”。
新法制报：你担心过家长会真的打你吗？
汪有万：很担心啊，我这是在外地监考。
新法制报：后来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汪有万：弋阳县教育局下午就把我送回婺源，后来听同事说，家长下午把婺源监考老师的大巴车堵着不让走，说是找我算账。（婺源中学副校长戴国兴为这次考试的领队，对于家长拦车一事，他向记者的描述是：下午5时30分左右，考生家长和一伙人来到了监考老师所住的宾馆，他们挡在大巴车车前，没有找到汪有万，他们就不让大巴车走，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左右，在当地政府部门地劝说下，他们才让大巴车开走。当时弋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和分管教育副县长都在场。）
新法制报：有媒体报道称，你当时便已经道歉了？
汪有万：我没有道歉，我到现在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监考行为。只是当时在回到宾馆时，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给省、市巡视员，我对他们说，我的行为有些欠妥。这件事给他们增添了很多麻烦。还有，我怕家长对我真的做出什么事情来，因为他们让我下午不要离开宾馆，当时气氛搞得很紧张，我这么说是想缓和一下双方的气氛。
新法制报：你有没有想过道歉？
汪有万：想过。虽然不是我错了，但我怕影响学生下午的考试，如果我的道歉能不影响学生考试，我会作出道歉。可是家长威胁我。（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作为领队的戴国兴曾当面向考生及家长道歉。戴国兴表示，向家长道歉，是为了保证高考顺利进行，不想把矛盾扩大，不想影响考生的个人前途，同时汪有万拍考生头的做法毕竟有些欠妥。）
“只要处理结果公正，我愿意接受”
新法制报：6月9日，弋阳县委宣传部就这个事情发布了一份调查结果。11日，婺源县教育局也公布一份调查结果。你知道这两份调查结果吗？有何评价？
汪有万：知道，这几天我一直在关注着网上的相关信息。对于弋阳县委宣传部公布的调查结果，我不想发表看法。不过，我要说的是婺源县教育局公布的结果基本是事情的真相。（沉默良久）
新法制报：想过会因此对工作造成影响吗？
汪有万：想过，我在等待上级部门的最终调查结论与处理意见。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因此辞职或被开除。
新法制报：如果你因此事被开除，会觉得委屈吗？
汪有万：只要处理结果是公平、公正的，我愿意接受。但是在开除我的同时，我希望作弊的两个考生该场考试要判零分，如果我的职务行为都受到了处罚，他们就更应该受到处罚，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高考的权威。他们作弊行为不受到处理，对于其他考生不公平。
“我遭遇误解，需要别人的理解”
新法制报：这件事对你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影响吗？
汪有万：影响很大。有人凌晨2时打电话问我到底有没有打考生，我回答说，我也是一名老师，怎么可能会因此打学生呢？除非是吃错了药。听了我这话后，对方说：说得也是，就把电话挂了。还有人发短信骂我禽兽不如。我回短信说，如果你付得起长途电话费就打电话过来，我会告诉你真相，这是我的心里话。我遭遇误解，需要得到别人的理解。
新法制报：他们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呢？
汪有万：我是学校里的电教组组长，电话号码就挂在网上，同事叫我把电话号码删除掉，但我没答应，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想真相迟早会露出水面的。
新法制报：你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
汪有万：我原本不想告诉我爱人，可她听别人说了，他骂我，说我太认真了，我解释自己这是在维护高考的纪律。她不理解，还说我是为了出风头。为此，我们曾发生过激烈争吵。
新法制报：听说你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她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
汪有万：她从网上知道这件事，我向她解释了，她很相信我，因为我这人平时就不说假话。
新法制报：你在平时管教自己女儿时，有没有打过？
汪有万：很少，当然如果她犯了大错误，我还是会打的。比如她以前反映哪个老师怎么不好，不经意间用了脏话，我就打了她，要她吸取教训。说句心里话，我很疼女儿，当我看到和女儿差不多大的考生，我怎么会恶意去打她呢？
新法制报：事情过去了4天，经过这4天的缓冲后，如果还有机会参加监考，遇见类似情况，你会怎么处理？
汪有万：我可能在两个选择之间徘徊，一是睁只眼闭只眼让这件事过去，二是在舞弊行为确实发生的情况下，我会立即按住考生的手，作记录，让其他监考老师签字，考生行为以舞弊行为处理。
□文/记者陈华世、实习生刘尊爱 图/记者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