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上海终于出现了一篇高考满分作文。阅卷专家分析说：“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视角独特，关注农民工的人很多，但是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人却很少。作文在客观描述、合理想象之中又饱含真情实感，不愧为上乘之作。”
阅卷老师在媒体上点评，这篇满分作文有五大优点。确实，如果我们只是把这篇作文视为应试作文的话，它可以称得上是一篇符合要求的作文。但评价只能到此为止，阅卷老师对其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恰恰折射出当今中国教育的弊端。
首先，文章居高临下，洋洋洒洒，给人的感觉是在我们的老师谆谆教导下写出的政治论文。甚至文章中所引用的细节，也是似曾相识：“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如此宏大的叙事空间，尤其是小姑娘的豪言壮语，当然赢得了主流话语的认同，也容易得到阅卷教师的一致认同。
此外，整篇文章的叙述点是在一个盛气凌人的视角，似乎连阳光的角度也是由作者安排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因为阳光是先照亮作者的，然后随着作者的引导，照到了城市的尽头，给“他们”带去了光明。这样一种无端的话语权的诞生，和我们的教育难道没有关系吗？尤其是文末得到大为赞赏的一句：“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而我想到的是：为什么不可能是“我们”也许会成为“他们”？其实换位思考所带来的结果，也许更有价值，可以将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认识引向更为真诚的层面。然而文章一开始就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合理的、真诚的思考角度吗？这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对话空间吗？我们可以理解考生在应试教育的熏陶下，为了迎合阅卷老师的口味只能这样写，但如果把这篇文章拔高到没有缺点的程度，则只能使学校的作文教学误入歧途，培养出来的文章高手至多只能是盛气凌人的文字大师，而不大可能是“我手写我心”的率性才子。
接下来我想到，曾经被视为一代宗师的杨朔，他曾经是中国学生和文学爱好者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然而在如今的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评述这位散文大家的：杨朔的散文可说是确立了一个极典型的模式，模仿者无数。他独特的构思方式——言此而意彼，虽为精巧，其实却很易学、易仿。只要翻翻当时的报刊，便不难发现：大量的记事、抒情散文都令人惊异地循着杨朔《荔枝蜜》、《茶花赋》之类散文的思路，甚至连写作者的思想感受历程也千篇一律。
令人慨叹的是，这种“炼意思路”也被当成百用不厌的模式照搬进中学语文课堂。用这样的模式去教育、评卷、批分，《他们》满分的出现，也就很自然了。
在这里，我要说一说的美国女摄影家玛丽·艾伦·马克。她曾经整整一周和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拍摄了震惊社会的《81号病房》，真实地揭示了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而非简单地施以廉价的同情。她说：“我的作品最关键的就是进入，其中没有什么秘密。我只是向人们解释我在干什么，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让我进入。”只有进入，才可能得到真实的感受，才可能将真实的感受传递给其他人。满分作文《他们》的作者进入了没有？很遗憾，通篇都是一些想象的描述，是基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想象的空间完成的排比句，是将平时从报刊中读来的、从各种媒体中听来的“高调”文字巧妙糅入其中的过程。请看：“记得那年春晚他们稚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但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初读之下有点感人，再读之下俗套，与几十年前一样，与我们小时候一样。中学教育为什么变化如此小？
摄影评论家顾铮说过一段话，尽管是针对艺术家的，放在这里一样适用：“于是，在这些时髦的关心底层的背后，我终于发现了一种真正的虚伪。由于不能对抗市场资本等对于艺术与艺术家的百般羞辱，这些犬儒主义实践者的艺术家们于是转而以关心社会‘底层’的方式来人为制造一个心理落差，自我培育一种可以关心他人的优越感，以此化解、转移自己在别处受到的屈辱。于是，我也终于发现，所谓的代言，对于这样的艺术家来说，既没有代他人言，也没有使他人能言，而只是一种为了自己的‘代’自己‘言’。而对于底层来说，即使是所谓的‘代言’，那也只能是以他们的失言为代价的武断的代言。”
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提太高的要求。但是，满分作文的出现，正好证明了中国教育的严重缺失。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篇范文的出现，会对以后的中学作文教学、会对今后的高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不敢想象。
谁来拯救批判力和自省力的缺失？我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