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对于科大师生和钟情于科大的考生、家长来说，人人皆知。近7年来，这是科大本科招生一成不变的数额。
2001年，在全国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科大的本科生从原来1300人增加到1860人，当年，校方就明白了扩招带来的后果：一是学生自习的地方紧张，二是任课老师排不过来。校长朱清时说：“每所大学都应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20~30名学生，学生和老师间就会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机会；如果是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老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此后，科大的新生人数再也没有增加。在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形势下，科大的这个数字被戏称为“恒数”。
“科大50年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不跟风，不盲从，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朱清时校长说。与一般学校不同的是，科大是一批老科学家建校，科大要按照他们心目中一流的标准来办。老科学家们给学校带来的不仅是一流的教学，还带来了科学的作风。
建校之初正逢大跃进，很多学校都停课。时任校长的郭沫若认为大学生不上课，还叫什么大学。结果，科大只停了3周，是所有学校中停课最少的。“*”期间，科大虽然身处逆境，但老师们敢于顶着压力从事科研工作。天体物理专业的几位年轻老师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躲在地下室从事天体物理研究，1972年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宇宙学论文，但很快受到批判。因为宇宙学在当时的中国一直被禁止，认为研究宇宙学是唯心主义的。可学校领导却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鼓励他们继续研究下去。结果天体物理研究小组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先进集体”奖，而这个“先进集体”里后来出了好几位院士。
上世纪80年代，许多高校刮起下海经商风潮，学生摆摊，老师经商，极大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时任科大校长的谷超豪主持校务会议讨论决定，中国科大师生不允许下海经商，若要下海，你就离开学校。这样一个小措施，保证了科大正常的教学秩序。
到了90年代，有经济学家提出教育产业化。就在教育产业化叫得最凶的时候，中国科大的校务会讨论认为，学校主要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国家事业，而不是赚钱单位，不能超额收取学费，增加学生负担，把那些有才而无钱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
“这些例子，并非学校的重大决策或者改革，只是一件件小事。如果处理不好，违背教育规律，其结果必定是把一个好的教育理念变成一个空喊的口号。”中国科大首届毕业生、曾任副校长的韩荣典教授说，“教育规律是人类长期教育实践的结晶，也是教育界人人都能说出的几条普通道理。关键在于教育实践中能否执行，尤其是外界环境恶劣的时候，能否大无畏地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中国科大的师生领导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以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顶住极左思潮的压力，也不受违背教育规律的风气影响，按教育规律走自己的路，这是科大能够超常规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