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事物发展的力量往往并非单一，而是多元的。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和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力量也是多元的。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提出一个论断：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力量之间相互作用影响高等教育系统，这为分析我国高校扩招进程中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动力往往来源于相关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对动力机制进行探讨，自然离不开对多元教育利益主体所追求的利益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高校扩招有三种动力来源
初始动力——政府的政策力推动。与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相比，我国高校扩招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以政策的力量推动，这表明我国高校扩招的初始动力来源于政府。
政府干预依靠的是“看得见的手”，扩招中政府行为表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政府行为较多地依赖于强制性手段。政府干预教育的手段可分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种。法律与政策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例如规定招生人数和专业设置的审批就是强制性的。而信息、服务等手段的强制性特征比较弱，公布就业率就是典型的服务。在高校扩招中，政府所使用的两种手段呈现出不对称的特征---强制性手段的使用比较频繁，而信息提供等非强制性手段使用不足。
其次，政府从对数量的推动延伸到对质量的控制。扩招最初是入学人数的增加，但是数量的扩大却直接导致高校内部管理、结构、质量等各个方面发生变化，政府也就自然把焦点从数量转移到质量。这对政府来说有困难，因为，政府作为外在的监督者，只能选择监督或评估的方式履行其责任，由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就成为直接的履行方式。但是，质量的保证远不如数量的扩大那么简单和直接，其一是质量的标准不易确定，其二是质量的影响因素不易控制，其三是教育的长周期性。这些困难叠加起来，使得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与作为代理人的高校之间矛盾重重，如此，在质量评估中存在高校的机会主义、政府的监督成本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内在动力——高等学校的自组织力。扩招的高校是政策的目标群体，对于目标群体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忠实地执行政策。但是，高校自身具有自组织机制，也就是办教育的内在规律性，简单的外在干预可能违背这种规律性。同时，不同高校具备的资源和面临的问题并不一样，面对扩招政策时所追求的利益就可能是多方面的。
在教育利益与经济利益双重利益的推动下，高等学校举步维艰，作为扩招政策的直接性目标群体，高等学校也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和应对这一政策，这集中表现在高校从完全被动到反省主动的转变，其标志就是对扩招的叫停。对政策性扩招的叫停是学校在政策性压力下的一种主动选择，表明学校已经在理性地对待政策以及自己承担的角色，这成为高校在扩招推进中彰显自组织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