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军万马赶高考(论坛)，一分之差，对考生的命运可能都是一个改变。据统计，每多1分就超越200个人。如果多20分，20×200是个什么概念？
“20×200”，不战而屈4000竞争对手的利益诱惑，让弄权捣鬼者把黑手伸向高考加分政策，各种加分乱象近期也频频曝光。
6月25日，重庆高考文科第一名何川洋被曝更改身份造假。重庆市招办信息网公布的信息显示，何川洋享受“民族考生”加分20分的优惠。重庆市联合调查组共查处了31名违规更改民族身份的高考生，其中就有何川洋。当地媒体进一步查证得知，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卢林琼。此外，重庆石柱县常务副县长汤平也曝出女儿民族身份造假问题。
《中国青年报》近日发表文章介绍说，在浙江，只要交600元的报名费和15000元的培训费，培训上一个月，几乎所有航模参赛者都可以获得前六名的成绩，将为高考成绩加上20分。
报道指出，地方制定的高考加分项目，涉及科协、体育、外事、民委、计划生育、残联、公安、民政、工会等十多个部门和单位，加分的名目也情况不一。许多行业或部门纷纷通过关系找教育部门要求出台加分政策，加分项目越来越多。
违法零成本？
加分造假的处罚是什么？取消加分而已。好比盗贼被抓，没收赃物就罢了。
针对高考加分丑闻，重庆市招办主任的表态显然过于轻松，留下套话一堆：“个别考生家长和有关人员法纪意识淡薄，少数区县个别户籍管理单位把关不严，个别区县有关部门把关不严。个别区县的少数民族乡成立时间短、制度不完善。有关部门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准、审批不规范都是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
而石柱县副县长汤平对自己的加分造假行为，更是轻描淡写：“因及时改正且没有造成后果，故没有形成违规违纪事实”，“我女儿现在享受加5分，是库区或少数受照顾地区正常加分”。
至于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丑闻曝光后，对儿子的录取前景依然信心满满：“659分是未计算任何加分的‘*分’，儿子已选好主攻方向经济管理，但是去北大还是清华尚未确定。”
篡改民族身份、骗取加分资格和好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北京青年报》指出，严格地讲，就是一种考试舞弊，与考场上的抄袭、*等作弊勾当并无本质区别——
同样都是以欺诈为手段窃取不正当考试利益的行为。即便不论考试规则，仅从一般社会秩序规则的角度来看，也断无“加分造假”仅取消加分资格的道理——一个小偷盗窃他人钱财，仅仅退赃便可以万事大吉、全身而退么？
如果这样的“处罚”逻辑被允许、能够成立——违法成本等于零，那无异于是在变相地鼓励偷盗(窃取加分)、召唤违法。
造假学生该不该录取
违规加分的考生应该不应该被录取？给予重罚以儆效尤，还是不要一棍子打死给这些孩子生路？媒体观点迥异。
《楚天都市报》指出，如果造假成功可以享受由此带来的加分优惠，一旦事发充其量回归原点，对录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造假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反差也未免太大了。
《扬子晚报》评论则认为，如果按照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关规定的通知》，取消舞弊者录取资格则又显得过于严苛了些，毕竟问题发现在录取之前，而且已经做出了及时修正。
华声在线持相同看法：何川洋只是一个孩子，难道多年心血就因父母的错误行为而白费了吗？
网络有观点认为，如今高考舞弊愈演愈烈，维护高考公平需要重典治乱，如何处罚加分造假，提供了一个治乱范本。
高考加分的异化之路
高考加分舞弊案例林林总总，但涉足者无外乎权贵阶层，也就是权力和金钱的砝码让社会公平的天平倾斜。正如人民网指出，考生“民族更改”并不只是招生办的事，还涉及到民族事务、公安、社区、学校，必须顺利“过五关”，“更改民族”才能“水到渠成”；而普通老百姓“过五关”根本不可能，弱势权力也会“有一番头疼”，唯有权势者才能迫使“对此欲倒东南倾”。
此前媒体曝光的浙江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有13位学生的家长都挂着闪亮的头衔：副区长、行长、副局长、科长、党委书记、副校长、董事、副总、校长…… 东方网不虑地指出，单个的以权谋私并不可怕，可以通过监督得以避免。可怕的是整个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权势者的需要，而这，才是高考加分制度的深层弊病所在。
央视《今日观察》栏目评论员说，越是在基层的地方，各种关系网就越容易结得非常的紧密，就越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场，越易发生权力之间的勾肩搭背，利益之间的权钱交易。
《光明日报》的评论也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一小部分权势人群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并在彼此之间交换这种“先得”的特权，巩固并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在此种特权网络下，一些原本合理的制度设计就会扭曲变形，一些原本开放的竞争机会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品，社会资源分配的“俱乐部化”，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潜规则。
挖一挖造假文化的根底
造假乱象，不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条例规范，而是关系比条例硬、潜规则比明规则厉害。都知道有相关的法规，“义无反顾”地做明知违反规则的事，一些人已成一种习惯。当耍手腕比赤手空拳能捞，光明正大反而一无所获时，只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去认同这样的潜规则，条例法规就成了摆设。
如果听任“搞掂文化”疯长，无论多么正经的事，无论多么严肃的规则，都能*，都能“事在人为”，将是对社会道德的侵犯，是对公众信心的沉重打击。
有网友说：从小，学校的某些做法就潜移默化地教我们造假。比如，平时学校的卫生条件并不好，但是有一天，如果校长要求学生全部参加卫生大扫除，同时请人将黑得掉渣的墙漆白时，我就知道，上面要来人，要视察学校了。
也有人认为，当造假者众时，每个人都陷入一种“两难博弈”中：你不造假，就处于不公平、不对等竞争中。怎么办？为了获得新的平衡，只有选择造假。正如《扬子晚报》指出：无约束，欲望不可遏止；无敬畏，制度效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