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季羡林先生访谈
一生影响的时期和人物
高慧斌： 您出生在山东农村，小时候艰苦的生活对您日后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季羡林： 我6岁离开山东农村老家官庄。回忆起童年，眼前没有红的、绿的，只有一处灰黄。我们村在山东穷县中是最穷的，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人家，根本没有家产。祖父祖母死得早，父亲兄弟三个，一个送人了。父亲与叔叔相依为命，在家没饭吃，就去枣林拾落在地上的枣吃。兄弟俩后来去济南闯天下，混不下去又回到乡下。再后来叔叔闯关东混得还是不好，买彩票却中了奖，一下子暴富了，可没多久就挥霍没了。我就是在又穷了的时候出生的。小时候吃得极坏，那种艰苦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却使人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激励我前进，有时鼓舞我振作。一直到今天，我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这与我儿时的生活经历关系很大。现在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溺爱孩子，颇不以为然。爱护儿童要得法，否则就是害孩子。
高慧斌： 您精通数门外语，学习外语始于什么时候？
季羡林： 父辈老季家就我一个男孩，我是季家的希望。6岁投奔在济南生活的叔叔，在那儿上学。外语也是从那时开始学的。我万万没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可望不可及的英文，于我居然唾手可得了。
在清华所受教育受益终生
高慧斌： 您未满18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对您影响的是谁呢？
季羡林： 1929年我转入济南高中学习，这在我一生中是个重要阶段。国文方面，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写作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自己对写作的一套看法。而董秋芳先生的指导对我影响，他的指教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60多年来，我从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与文章写作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一有灵感则拿笔写点什么。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辍，完全出于董先生之赐，我毕生难忘。
高慧斌： 1930年您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为何舍北大而取清华？
季羡林： 当时考大学十分困难，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学校。而我仅报了两个，并被同时录取，是我的运气好。但如何选择却很挠头，终难决定。当时留学热并不亚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从留学角度看清华似乎优越些，在留学的历史潮流推动下我选择了清华。
高慧斌： 您曾说过，在清华所受的教育使您受益终生。
季羡林： 我受益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可以说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受朱先生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我印象最为深刻。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一次我与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且友谊终生。
11年留德生涯
高慧斌： 您留学德国11年，机会是如何取得的？
季羡林： 60多年前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亚于今天。因为大学毕业生没门路照样找不到工作，而能出国“镀金”回国则身价百倍，成为抢手货。当时出国一是私费，这于我的家庭经济拮据、亲老子幼而言一点也不可能；一是官费，要经过考试且名额极少，只有两个。官费留学钱相当多，可在国外生活舒适，令众多学子垂涎。患了留学热的我清华毕业后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待遇优厚，每月160块大洋。我虽吃上了这碗饭，但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心虚得很，讲课如履薄冰。其实我被聘并非仅由于我发表过几篇文章那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异常激烈，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被撤换。此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勾心斗角，他们都需寻求支持，都看上了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我。而我不愿意加入派系，自觉饭碗将不保，必须离开。正当我心急如焚而一筹莫展之时，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交换研究生，路费治装费自付，食宿费互相付给。条件虽不理想，于我却如救命稻草。我在清华主修德文，成绩4年全优。我一报名立刻通过。此举得到叔叔和全家的支持。原定交流计划只有两年，谁知这一去竟11年未归。
高慧斌： 能够到哥廷根跟世界权威学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心愿，而您有了不世奇遇。 季羡林： 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我学吐火罗文与偶然性有关。留学前我没听说过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通晓此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没想学。因为我学了梵文等多种语言，已经超负荷了，我怕学不好丢了国家的脸，我到了国外就代表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可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教授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想传绝学于我这个异国青年。教授没征求我的意见，也不给我考虑的余地，即刻安排上课。我除了感激，就只有下决心学习了。
现在西克教授已去世，每念及此我感怀不已。但中国的吐火罗学，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已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梵文学者，他们将肩负这门学问的重任，对此我深信不疑。
高慧斌： 当年的留学热已成历史，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留学热？想对留学生说点什么？
季羡林： 当年出国的吸引力比现在大。我们那时是“镀金”，那时出国没有哪个人是不回来的。而现在出国，我看是崇洋媚外，这没出息。你自己的国家弄不好，到人家那里赖着不走。对此我非常瞧不起，可又无能为力。
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国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一个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穷骨头要硬。